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 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那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降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北京家的对面是“哈佛馆”，在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

我不断在那种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的、19世纪的、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带着假发拄着手仗，或牵着一匹马，挥动高尔夫球杆。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 “格林威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带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 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 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四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 Dorothy，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在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的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 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富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的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欧洲的、非洲、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步伐慌乱，他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了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的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有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是关东店一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的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通过诚实的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 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

这是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果。早期基督教并没有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分。基督徒在罗马皇帝统治的时期还遭受到逼迫。罗马人起初误解基督徒，认为他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还误传说他们吃人肉喝人血。公元后六七十年，罗马皇帝尼禄统治的时期，由于他放了一把火。将罗马城烧了个焦头烂额。后来将基督徒作为替罪羊，将这个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但是基督教在这种环境下茁壮成长，信徒也越来越多。后来，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君斯坦丁大帝信仰基督教，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这成为基督教翻身的日子。

成为国教以后的基督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比如有了教堂、金字塔式的圣职人员体系、定出很多的礼仪、教皇等。这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却成为其自身的弊病。

早期的神职人员是由当时信徒所尊敬的教父们担任，这些人能够胜任。但是谁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这些职位被当成了一种职业。平民信徒开始只能通过这些人才能接触上帝。这些人成为了特权阶级。甚至可以辖制王权。有了教堂、繁复的礼仪和教皇的大权的基督教已经不是原来从奴隶的信仰发展而来，被压迫的信仰。当这些与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腐败和不公义联系起来的时候，这就构成了基督教的黑暗时期。

就算在这种黑暗时期，基督教也不是没有一点光明。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世俗化的趋势，并且下决心要与这个趋势对抗到底。一个众所周知的运动是修道院和沙漠教父。这些人想通过离开人群，远离尘世来追求圣洁和上帝。其中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人和著作。

这种苦修的人们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个极端：禁欲主义。其实，这不是基督教的产物，而是原产于希腊文化中的一个学派：诺斯底主义。这个主义曾经和基督教产生激烈的碰撞。曾经被基督教定为异端。但是这个学派所主张的禁欲的思想到后来却在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历史确实非常有趣，它变化无常，常常作弄人。有谁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真正的智慧？

直到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教皇的权利得到了削弱。改革成为可能。其中涌现到历史舞台的有马丁路得和加尔文两个人。其实，在这两个人之前，已经有人跳出来，希望改变基督教当时的现状。但当时都被打成了异端。一个被活活烧死，另一个在被打成异端时已经死了，逃过一劫，但也被从坟墓中挖了出来。

可以想象马丁路得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到处流亡。他是一个修士，也是一个非常严肃对待自己的人。非常认真地执行当时每一项礼仪和修行。但是他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他诚实而痛苦地发现，他内心中的恶并不因为修行、礼仪和圣物而被除去。数教堂门口的台阶数并不能使他圣洁。因此他提出了九十五个问题（也是他当时困惑的问题）贴在教堂大门上。给他的同僚牧师们看。期望能够得到解答。在他研究圣经中的一卷书《罗马书》的时候，他发现当时的教会不是按照圣经中的教导运作的。这给了他很大的责任。

当时的圣经一般用的都是拉丁语译本。而拉丁语是受过教育的贵族才能够使用的语言。平民是没有权利解释圣经的。马丁路得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圣经，将圣经翻译成德语。这样平民能够接触到圣经。但这触犯到神职人员的特权利益。根据他研究的圣经，马丁路得提出了：
1。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而不需要通过中间媒介，如圣母、圣物等。
2。因信称义。每个人是因为信仰上帝，信仰耶稣的救恩而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不需要通过行为、功德、或者其他圣人、圣物的帮助才能够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

这些严重触犯了当时特权阶级的利益，我们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赎罪卷被马丁路得定为不合圣经的、异端的。但是由于他的努力，欧洲很多地方都开始重新考虑圣经的教导。开始研究初期教会被压迫时期教会的形态。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史称新教或者基督教。而原来的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是罗马分裂时期，东罗马为了和西罗马的教皇分庭抗礼而形成的，和天主教的区别并不大）。

宗教改革的另一位人物是加尔文，他是一位思维严谨的人。将圣经的思想系统化后，形成了著名的加尔文神学体系。另外，他还是一位市长。

新教运动的主旨是要回到圣经的权威，来对抗教皇的权威。新教运动在欧洲迅速蔓延，而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背叛。是不能容忍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新教的派别在欧洲各国兴起。当英国的清教徒受到英国女王的逼迫而远渡大西洋来到美洲，开始建立他们的新生活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建立在新教信仰基础上的新欣国家会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对今天的世界构成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