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在交大
今年屠岸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交大学文学”，的确，一个看似矛盾的题目，未免令一般的读者生出“缘木求鱼”的感觉。与此相似，去年五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给学生们作了一场题为《音乐·艺术·人生》的讲座，也提到了当初因为交通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太难，所以才舍交通大学而考入了复旦大学，虽不妨视为花絮，到底也反映了当日的一些情状。
其实南洋公学对国文的重视，肇始于创办之初，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国文的特殊重视，可能就没有南洋公学的创办。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先生（John Calvin Ferguson）先生在《南洋公学早期历史》中谈到“办学目的”：
“何梅生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堂堂，该校头等学堂总办为伍廷芳先生，总教习为丁家立博士。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学习者没有几个。这些学生是几年前由丁家立博士在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从投考北洋大学堂的考生中，经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后录取的。何先生发现，不管这些学生对其它学科掌握得有多好，但是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中文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学生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阅读与书写本国语言的文章的能力。何先生返回上海后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盛先生当时是电报公司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1]。盛先生本人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他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一所学院，只招收能够通过严格的中文考试的学生。何先生所建议开办的学校的总目的与北洋大学堂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精通中文。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堂是为对商人子弟进行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是使学生经营企业时更为得力。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给知识分子的子弟以现代学科的训练，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典雅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的文学生活的一部分。北洋大学堂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是附着在中国文化的表面的一层虚饰，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典雅的语言表述新的思想的学生，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成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的组成部分。
“盛先生深为何先生的计划所感动，并同意从中国轮船招商局每年拨款五万两银子，从电报公司每年拨款五万美元来支撑这所新的学院。”[2]
由此可见盛何二位创始人对国文的重视。为此，1898年的《南洋公学章程》特别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3]从1901年的《请设特班呈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何先生所建议的入学考试的形式的实行：“公学中院每年招考学生”“悉凭汉文取录”。[4]而在教学中的贯彻，则可以在1904年入学的校友、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回忆中得到确认：“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5]简明扼要。更重要的，这体现了民族危急的时代里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应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而这一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110年过去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不但没有改观，而且可以说更为激烈，但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在今日被国人大大地忽略了：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化时显得畏缩不前，一方面囫囵吞枣之后，并没有把西方文化置于本国固有传统中给以反思，最终势必难脱邯郸学步之讥。
交通大学校史上的的奇葩——南洋公学特班，在此值得特出强调一番。1901年特班成立的背景是“去岁变法，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于西学”，所以“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立特班”。[6]督办盛宣怀先生对特班期望“极为郑重，断非寻常可比”，对诸生的期望是“能如曾李两星”[7]。盛公竟然明言期望造就曾国藩、李鸿章式的经济人才，可见他的急切，笔者甚至有些怀疑盛公是否不及择言了。这时上院尚未开办，此前致力的是中院、外院和师范院。特班所的入学标准极高，“专收学识淹通、年力强健”[8]的学生，包括李叔同（当时改名“李广平”）、邵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时之秀。虽然特班的目的是“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课程也自然“重在西学”[9]，但就学生员的普遍较高的经史根基，而且出任特班总教习的是蔡元培先生，因此在交通大学校史上第一次（希望不是最后一次）营造了一个高雅的文人氛围。李叔同先生《金缕曲》中自谓“二十文章惊海内”，也正是指的这个时期。
1907年唐文治先生出任上海实业学校监督，直到1920年唐校长以眼疾卸任，是为南洋[10]的国学与国文的修习的极盛的阶段。
首先，注重国学与国文被明确地写入了学校的章程。
1911年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的“设学总义章”申明：“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 1913年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中的“宗旨”也提到：“本校隶属交通部为国立专门学校，教授高等工业专门学科，养成工业人才，并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与这两部章程相对照，1906年的《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则对此没有提及。[11]
唐文治校长的提倡，对国学与国文在南洋的被注重起到了关键作用。唐文治校长的孙女唐孝端女士谈道：“先祖父在办学中除重视加强学生的科技、外文学习外，还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祖国语文水平。他在接任监督的第二年（1908年），就设立国文科，同时成立国文研究大会。他亲自主持一年一度的国文研究大会（作文比赛），还定期举办演讲比赛，以推动学生的语文学习。比赛给奖的经费，都由他私人支出。每星期日上午，开设国文补习课，先祖父亲自授课，从不间断。他上课时极注重课堂效果，经常一字不差地背诵课文和注解。讲课内容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提倡经书中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边读边讲，声若洪钟，韵味淳厚，被社会上誉为‘唐调’。1934年上海华东电气公司录制先祖父的读文唱片一套，一时流传甚广。他为学生编了一批国学教材，如《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柔大义》八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等，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之用 。交大毕业生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文理相通’是因素之一。先祖父任职时，造就出大批卓越的科技人才，也培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朱东润等。邹韬奋回忆说，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就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12]
唐文治校长注重国学，奖掖后进，流传下不少故事。著名的文学史家、后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1907年投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录取编入二年级，因家贫，知读书不易，学习勤奋。1909年朱东润参加学校举办的国文大会，作文两篇得到唐先生赏识，获一等奖。后因亲聆唐文治先生授课，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唐先生资助学费，升入中学部学习。在中学部举办的一次国文大会中，再次得到唐先生的赞赏，特意将其排第十三名。原来唐先生是仿五代和凝主贡举独爱范之文的故事，“君文合在第一，暂屈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唐先生对朱东润的希望和器重，一时传为佳话。[13]
南洋对国学与国文的重视，更强调其道德价值与实践意义。
根据官方网站的表述，“重实践”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之一。唐孝端女士也谈道：“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工科尤其重要。先祖父接任监督后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提出要求增加经费，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设备问题。尽管多次遇到经费困难，但在先祖父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先后建成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实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扩充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室，使学生在校内的实验和实习有了保证。1909年，铁路专科学生即开始了实地铺轨测量的校外实习。”[14]但历来强调的，只是对工科专业知识的实践。反观唐文治校长强调的“工文并重，学以致用”，所谓“文”，也是实践的科目之一。
唐校长亲自授课，其风范我们可以参照校友刘其昶先生的回忆：
“我1938年进交大读书时，唐文治先生早已不再担任交大校长，但他对交大仍有深厚的感情，经常在星期日上午到交大来讲授国学，因此我仍有幸见到这位老先生的风采和体会到他的治学精神。当时交通大学的徐家汇校舍已被日军侵占，学校被迫迁入旧法租界内震旦大学（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二处继续上课，国学讲座就在震旦大学一个可容百来人的大教室内进行，有本校学生、教工和慕名而来的外单位人员参加。我第一次参加唐先生的讲学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课铃响了，听众立刻全都肃静就座，只见一位50来岁的引路人用盲杖引着一位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的老人进了教室。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这位老人就是久仰其名的唐文治先生。我真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讲课。唐先生坐定后，那位引路人（据说也是唐先生的一位学生），先将这一课的题目和大意简单介绍一下。我记得那天所讲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原道》。接着，唐先生就把全文大声朗读一遍，但实际上他是在背诵。我国古文，素重朗读。唐先生的朗读，声音洪亮而苍劲有力，抑扬顿挫而字字铿锵，在座者均为之精神一振。对我更是大出意外，如不是亲眼目睹，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在朗读。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深深地感到唐先生对国学功力的深湛和治学的严谨。接着，唐先生就对全文作分段介绍，对于文中关键之处则更作重点讲解。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讲解后，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唐先生又将全文再大声背诵一遍。我后来又参加过几次他的国学讲座。大约因为要面向学生和各方面的来宾，所讲的大多是较通俗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原毁》、《卖柑者言》、《泷冈阡表》等。近60年过去了，我和唐先生只有几面之缘，但他这种不顾年高和失明的困难，不为名利，诲人不倦和弘扬国学的惊人毅力，仍历历如在目前。”[15]
刘先生特别提及：“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文学教育结合道德教育，也在唐校长的考虑之中。如果仅仅把中国文学的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待，无论如何是不全面的。在唐校长的理念中，中国文学以及儒家道德的修养乃是人人所必备，学生不论其出身、专业、以及将来要服务的部门，都应当是中国文学的欣赏者与写作者，应当是儒家道德的认同者与实践者，这是中国人最底线的交流平台、共同的价值体系与话语系统。国难之际唐校长言为世则，行为士范，今日读来，也令人感佩不已。
南洋的重视国学与国文，不仅有唐校长的提倡与老师们的教导，而且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同。《南洋》第1期所载的1915年陈容先生所作《南洋公学之精神》中，也把“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与“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并列而为三大校风。1917年邹韬奋先生在南洋求学时所作的《论本校学风》则称：“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16]
唐文治校长从交通大学卸任后，南洋的国学与国文教学曾经一度废弛（“本校在唐蔚芝先生长校时，每年向有国文大会之举，以为提倡国学之助。后以改组大学，功课加深，大会遂废而不举。”[17]即为表现之一。），但有远见的校长们无一不致力于加强。1925年凌鸿勋校长“鉴于年来毕业学生离校后多感文学浅肤之苦，特照大会之旨趣，略改比赛之方法”[18]，重启国文比赛。在日常教学方面，查1923年12月的《大学各科教授担任各级科目及钟点一览表》[19]，载明：工科一年级每周需要上四小时的国文，管理科则需要上两个学年，一、二年级每周皆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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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电报局总办，招商局会办。
[2]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内中多有笔者改译之处。
[3] 同上。
[4] 同上。
[5]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
[6] 《请设特班呈文》，载于尾注2。
[7]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于尾注2。
[8] 《批复南洋公学设立特班》，载于尾注2。
[9] 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载于尾注2。另，丰子恺先生所作《怀李叔同先生》中提到：“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
[10] 本校校名曾多次更改，为行文方便，不论当时其名为何，本文有时皆以“南洋”代之。而且这应当也不是笔者的首创，南洋校友、后来的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先生曾撰文说：“南洋公学后来改了许多名称，叫过‘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叫过‘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叫过‘交通大学’、‘南洋大学’。但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都喜欢叫它南洋。有了校友会，就叫‘南洋公学校友会’。”见《南洋公学和南洋模范中学》，载于尾注2。
[11] 同2。
[12] 唐孝端《唐文治与交通大学》。
[13] 高俊源，见江苏文学艺术http://www.jswyw.com/yitanxieying/
essjjswhmr/183959872.shtml。
[14] 同12。
[15] 刘其昶《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诒先生》。
[16] 同2。
[17] 1925年《举行国文比赛之公布（公告）》，载于尾注2。
[18] 同上。
[19] 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