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和现代生命学科

 　　■编者按

　　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成为21世纪引发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上海交通大学经过25年的探索和实践，生命学科已覆盖生、农、医、药各个领域，在百年工科老校中真正崛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由于坚持理工、医药结合，坚持学科交叉、融合，走自己的路，逐步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经济建设诸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贺林院士指导我破解世纪之迷

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 高波博士

　　1999年底，我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后，放弃了去清华和中科院的机会，选择了年轻的归国学者贺林教授作为我的导师。

　　A1短指/趾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被记载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早在1903年就作了报道，然而一百年来，人类始终未能破解它的致病基因。在我进入研究室之前，贺林研究室花了两年时间将该致病基因初步定位到人类染色体上大约8百万碱基的一个区域，相关文章也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贺老师将该基因的最终克隆定位交给我来攻克。我和贺老师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自行设计了一套新的研究路线，反复进行试验分析，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失败和挫折后，我们终于确定了这个基因定位。为了让结果更有说服力，我们又多次远赴湖南、贵州等偏远山区实地调查，艰辛的努力终于让我们在一个新的A1短指/趾症大家系上验证了该致病基因。我们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很快就在国际遗传学界最权威的杂志《自然遗传》上发表，引起了世界同行的极大关注，百年世界谜题终由中国年青学者在中国破解。这一成果被评为当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成果榜首，我也因此获得了上海市首届市长奖和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我完全相信，在贺院士的指导和带领下，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一定会在“神经精神与人类遗传学”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邓子新院士的科学灵感

徐成滋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子新教授在科研上初露头角，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中心––世界链霉菌遗传学的摇篮，他作为公派留学生，已日以夜继地工作了近4个月。有一天他在观察菌体时发现了一个“异常点”。他马上找来教科书和有关文献相对照，都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于是他向导师戴维·霍普伍德报告了这个发现。这位世界级生物研究的一代大师过来观察不久就慧眼识宝地掂出了它的重大价值：这一能在大肠菌中起作用的链霉菌启动，可是尚未报道过的发现啊，它有可能展示出链霉菌遗传学上又一个新的重大进展。教授向邓子新祝贺后，幽默地说：“邓，这可是微生物送给你的礼物！”这位导师旋即中止了邓子新原来用2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改为提前“攻博”。后来，邓子新总共用三年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

　　邓子新领衔的科研团队最新的一项原创性成果：《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论文，去年9月在国际微生物领域顶级刊物《分子微生物学》上发表,当年年底，这项成果入选2005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邓子新披露心路：“发现的灵感源于不寻常地关注异常。”他说：“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是从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延伸出来的。……这真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啊。”

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

钱学森

　　我们这些在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级友，今天大都已入耄耋之年，但人老志不衰，要表表心意，要出一本毕业六十周年的纪念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利用当今一个时期的有利环境，以几年上一个台阶的速度，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下个世纪中叶，使我国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号召使全国人民心情振奋！所以我也在此讲讲我们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设置一套新时代的专业课程，以培养国家在下个世纪所需要技术人才的问题！

　　哪个方面的专业呢？我们学校历来都是培养实用的工程技术人才的。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新的工程技术？我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到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都认为到下个世纪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将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出现继当今的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生命技术为龙头的产业革命。我在1992年深秋写信给母校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朱章玉教授说：“近读《科技导报》1992年10期《生态工程的曙光》，才知道您创立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其先进事迹，深受鼓舞！我要向您和您领导的班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的时候，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就提醒我，利用微生物有广阔的前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在您那里开创了，真是可喜！”

　　“我没有别的，只希望您能在下个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象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

　　“再次表示祝贺！并致敬礼！”

　　这里说的大系，除利用微生物进行的化工生产专业外，还将有诸如植入人体的人造器官的设计制造专业，以培养出再造人体所需器件的设计制造人才。这方面可以举出：人工肾脏、人工肝脏、人工中耳、人工关节、人工心脏等。再有一个专业是培养设计制造老年人所需的辅助机械设备，如轮椅、登楼椅、机器人护士等的人才。到二十一世纪，这种结合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科专业还会有其它门类。

　　这种专业的发展是很快的，大系中必须同时有相应的研究所，就如现在关于利用微生物进行化工生产的专业，母校就设置了“生物技术研究所”。

　　以上建议是否有当？请级友们考虑，请母校领导考虑，请师长教授们考虑，总之，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

重读钱学森对母校的建议

朱章玉

　　1992年，我校校友、杰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撰写了短文《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明确提出“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设置一套新时代的专业课程，以培养国家在下个世纪所需要技术人才的问题”。

　　至于具体要设立“哪个方面的新专业呢？”钱老没有讲他所熟悉的机电、航天及系统科学等方面的新专业，而指出“生物技术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在该短文中，他引述了他于同年深秋给我们生物技术研究所写信的内容。钱老的短文和亲笔信一直给予我和同事们极大鼓舞和无穷力量。

　　1979年，交大访美代表团回国带来了世界最新信息，交大率先筹建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学科，但是在开始的十多年中，生命科学技术并没有在交大得到很好地发展。

　　为了生存，我们独辟蹊径，大胆地进行了生态工程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上海交大通讯》对我们的工作以“生态工程的曙光”为题进行了报道，该文被《科技导报》转载在1992年第10期上。对母校发展一直十分关心的钱老看到文章后，随即给我们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期望。1994年美国专栏记者泰特·帕莱克(TedPlafker)采访了我，对我们坚持走“教学、科研、开发”“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办学思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科学》“中国科技方针”栏目中，以“上海鼓励科技工作者投身经济发展”为题作了介绍。

　　上海交大决定不失时机地加速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1997年主动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共建了生命科学技术学院，2000年2月与上海医工院共建了药学院，2000年4月又成立了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聘请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博士任名誉主任；2005年生命学院贺林、邓子新教授同时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秋实教授被聘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第一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05年7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实现了强强联合。

　　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医学学科已覆盖了生、农、医、药及环境等众多领域，已发展成钱老十多年前所预言的“一个大的系科”。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已明确将生命医学学科和工科一起列为学校未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干学科。

　　今天重读“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不仅十分感谢钱老一直对母校的关心和对我们的激励，而且更要学习他不断进取，锐意开拓的创新精神，努力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培植绿色希望––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

黄屏

　　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是“复旦-交大-诺丁汉植物中心”设在交大的一个分部。2002年，基地打算招收20名大二、大三学生参与科学实践，没想到报名的竟达200多人。

　　这些本科生三至五人一组，每组都承担了两个转基因课题的子项目。唐克轩、赵凌侠等老师为他们指出研究方向，学生们边摸索边做。做不下去了，再求教、再看书、再实践，“导师不是给鱼，而是教你捉鱼的方法”，学生们如是说。

　　实验的过程是艰辛甚至乏味的。有的学生退缩了，但大部分坚持了下来。“有一次我连续在实验室做了20个小时，下半夜3点才回到宿舍。”植物系李嘉智同学说，“不断地重复甚至使我们养成了一些可笑的习惯动作，比如实验室有严格的消毒规定，两手绝对不能从器皿的上方经过，以至后来我们连吃饭喝汤都下意识地不让手伸到碗的上面，只从旁边伸过去舀汤。而且，男生的个人卫生也比过去讲究了许多。”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要忙得多，苦得多，但他们都相信自己正在积累着一段宝贵的经历。

　　“今天我们所学的已不是简单的传统农学，而是依托生物技术的现代农学。”魏婕是2000级食品科学系的学生，她已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已到美国特拉华大学深造，她说：“我会继续学食品微生物，今后我们国家肯定会越来越需要这方面人才。”由于拥有创新基地的实践经历，2000级14名毕业生中，就有5人直升交大、复旦或考上其他院校的研究生，魏婕、李嘉智等6人已出国留学，还有3人被海关、跨国企业等单位招聘。

　　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这个富有创意的地方，正逐步成为学生“培植绿色”的梦想之地。

情系现代农业––记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唐克轩教授

徐成滋

　　“生物技术应该为民造福”上海交大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唐克轩教授这样说着，掷地有声。

　　1996年，我国还较缺乏成熟的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平台，特别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农作物遗传改良的功能基因。唐克轩于英国留学5年后，携全家回国。他主动请缨承担了这方面的国家“863”高技术研究项目。他运用转基因技术，成功地将褐飞虱和蚜虫抗性基因分别导入水稻和油菜中，提供了一条经济、安全、有效的抗虫新路。接着他又在国际上首次从半夏、石蒜、葱莲等植物中，克隆出抗虫基因。

　　唐克轩主持上海交大农业与生物学院之后，努力实现我国生物技术领域与国际的对接。他多次往返于欧美和中国，建立了一个高水平联合研究平台––“复旦-交大-诺丁汉植物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最近三年，这里承担了包括国际合作、国家“973”、“863”和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

　　为了适应上海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的转型，学院育人规格也相应转型。以前农学院主要面向基层培养应用技术型农业人才，毕业生基本都在郊县就业。现在则定位高端，走精英路线，培养精英农业和生物领域技术人才：包括培养政府机构在涉农和生物领域的决策者；农业和生物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及相关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唐克轩与全院教师一起，以“以农为本，立足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服务全国”互勉互励，为“科技兴农”出智出力。他们所建立的植物代谢工程研究平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成功地培育出长春花毛状根及植株，其中的抗癌药用物质长春花碱的含量提高了200多倍。在植物分子育种与种质创新上，他们培育了菜用大豆、“上农黑麦草”、耐热型草坪草以及黄瓜杂种一代等新品种，近3年累计推广140万亩，创效益8000万元。该院4位青年教师关于“禽流感防治对策”的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亲笔回信支持。学院还积极参与崇明岛生态建设，以“全国农业生态建设示范村”为建设目标的崇明前卫村，业已建成的黄瓜和芳香植物种植基地，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科技部领导的赞赏。

高起点创建一流药学院

刘燕刚

　　上海交通大学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决定加速生命学科的全面布局和发展，其中药学提上了日程。我们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协商，决定高起点，联合共建一流药学院。

　　上海医工院创建于1957年，目前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中国医药工业系统中历史悠久、科研实力最强的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之一。上海医工院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65人、新药评审专家12人，拥有药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2000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医工院共建的药学院正式成立。药学院院长由上海医工院院长、著名药学专家朱宝泉教授担任。经过6年的努力，学院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如SARS期间，周向军教授参加了由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的整体研究工作，最终成果2004年1月联合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SCIENCE)上；又如贾伟教授，将国际上最新的代谢组学理念应用于中医药学研究中，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王永祥教授领衔的团队，在生物技术药物的代谢和动力学研究方面也开始崭露头角，已经成为国家“十五”创新药物研究平台和上海市药物代谢中心的核心团队。

　　目前，学校正努力筹建生农医药大平台，随着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市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各项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密西根大学药学院的全面合作的形成，现代化的一流药学院必将成为百年老校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代谢组学与中医药联姻

贾伟

　　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化和网络化的系统。从系统观、信息结构、复杂性的角度，探索生命现象与疾病本质已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

　　代谢组学(Metabonomics)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研究人体代谢网络在疾病和药物作用下的变化规律，这与中医中药的哲学思想十分吻合。科研人员通过精密仪器，为人“绘制”出一张代谢网络，网络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的健康状况。

　　传统中医采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辩证施治，很难量化和标准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应用代谢组学理论则可以提高诊治的科学化、定量化，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误诊。

　　我们采用代谢组学研究，发现肾阳虚模型动物的代谢网络明显偏离正常组动物，而用温阳中药干预后，模型动物的代谢谱回归至正常范围，呈现网络修复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2005年12月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术刊物《蛋白质组学研究》杂志上，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基于整体论的“证”的研究可以和强调整体性的系统生物学方法相结合，同时也是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这种结合将把“证”的研究再次推向科学发展的前沿，成为中医现代化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代谢组学之父、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Jeremy Nicholon教授对我们的研究表示了极大兴趣，多次应邀前来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讲学，并开展合作。

　　中医热在国际上仍在升温，中医药与以代谢组学为核心的系统生物学的结合将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并可能引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之举。

在国际上率先获得表达鲑鱼降钙素的生菜，对骨质疏松有治疗功效。

谢绳武校长在Bio-X中心成立大会上讲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教授(左)在指导博士研究生。

上海交大药学院师生在云南文山三七种植教学实习基地。

国文在交大

今年屠岸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交大学文学”，的确，一个看似矛盾的题目，未免令一般的读者生出“缘木求鱼”的感觉。与此相似，去年五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给学生们作了一场题为《音乐·艺术·人生》的讲座，也提到了当初因为交通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太难，所以才舍交通大学而考入了复旦大学，虽不妨视为花絮，到底也反映了当日的一些情状。

其实南洋公学对国文的重视，肇始于创办之初，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国文的特殊重视，可能就没有南洋公学的创办。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先生（John Calvin Ferguson）先生在《南洋公学早期历史》中谈到“办学目的”：

“何梅生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堂堂，该校头等学堂总办为伍廷芳先生，总教习为丁家立博士。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学习者没有几个。这些学生是几年前由丁家立博士在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从投考北洋大学堂的考生中，经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后录取的。何先生发现，不管这些学生对其它学科掌握得有多好，但是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中文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学生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阅读与书写本国语言的文章的能力。何先生返回上海后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盛先生当时是电报公司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1]。盛先生本人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他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一所学院，只招收能够通过严格的中文考试的学生。何先生所建议开办的学校的总目的与北洋大学堂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精通中文。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堂是为对商人子弟进行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是使学生经营企业时更为得力。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给知识分子的子弟以现代学科的训练，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典雅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的文学生活的一部分。北洋大学堂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是附着在中国文化的表面的一层虚饰，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典雅的语言表述新的思想的学生，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成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的组成部分。

“盛先生深为何先生的计划所感动，并同意从中国轮船招商局每年拨款五万两银子，从电报公司每年拨款五万美元来支撑这所新的学院。”[2]

由此可见盛何二位创始人对国文的重视。为此，1898年的《南洋公学章程》特别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3]从1901年的《请设特班呈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何先生所建议的入学考试的形式的实行：“公学中院每年招考学生”“悉凭汉文取录”。[4]而在教学中的贯彻，则可以在1904年入学的校友、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回忆中得到确认：“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5]简明扼要。更重要的，这体现了民族危急的时代里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应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而这一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110年过去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不但没有改观，而且可以说更为激烈，但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在今日被国人大大地忽略了：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化时显得畏缩不前，一方面囫囵吞枣之后，并没有把西方文化置于本国固有传统中给以反思，最终势必难脱邯郸学步之讥。

交通大学校史上的的奇葩——南洋公学特班，在此值得特出强调一番。1901年特班成立的背景是“去岁变法，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于西学”，所以“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立特班”。[6]督办盛宣怀先生对特班期望“极为郑重，断非寻常可比”，对诸生的期望是“能如曾李两星”[7]。盛公竟然明言期望造就曾国藩、李鸿章式的经济人才，可见他的急切，笔者甚至有些怀疑盛公是否不及择言了。这时上院尚未开办，此前致力的是中院、外院和师范院。特班所的入学标准极高，“专收学识淹通、年力强健”[8]的学生，包括李叔同（当时改名“李广平”）、邵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时之秀。虽然特班的目的是“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课程也自然“重在西学”[9]，但就学生员的普遍较高的经史根基，而且出任特班总教习的是蔡元培先生，因此在交通大学校史上第一次（希望不是最后一次）营造了一个高雅的文人氛围。李叔同先生《金缕曲》中自谓“二十文章惊海内”，也正是指的这个时期。

1907年唐文治先生出任上海实业学校监督，直到1920年唐校长以眼疾卸任，是为南洋[10]的国学与国文的修习的极盛的阶段。

首先，注重国学与国文被明确地写入了学校的章程。

1911年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的“设学总义章”申明：“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 1913年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中的“宗旨”也提到：“本校隶属交通部为国立专门学校，教授高等工业专门学科，养成工业人才，并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与这两部章程相对照，1906年的《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则对此没有提及。[11]

唐文治校长的提倡，对国学与国文在南洋的被注重起到了关键作用。唐文治校长的孙女唐孝端女士谈道：“先祖父在办学中除重视加强学生的科技、外文学习外，还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祖国语文水平。他在接任监督的第二年（1908年），就设立国文科，同时成立国文研究大会。他亲自主持一年一度的国文研究大会（作文比赛），还定期举办演讲比赛，以推动学生的语文学习。比赛给奖的经费，都由他私人支出。每星期日上午，开设国文补习课，先祖父亲自授课，从不间断。他上课时极注重课堂效果，经常一字不差地背诵课文和注解。讲课内容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提倡经书中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边读边讲，声若洪钟，韵味淳厚，被社会上誉为‘唐调’。1934年上海华东电气公司录制先祖父的读文唱片一套，一时流传甚广。他为学生编了一批国学教材，如《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柔大义》八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等，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之用 。交大毕业生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文理相通’是因素之一。先祖父任职时，造就出大批卓越的科技人才，也培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朱东润等。邹韬奋回忆说，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就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12]

唐文治校长注重国学，奖掖后进，流传下不少故事。著名的文学史家、后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1907年投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录取编入二年级，因家贫，知读书不易，学习勤奋。1909年朱东润参加学校举办的国文大会，作文两篇得到唐先生赏识，获一等奖。后因亲聆唐文治先生授课，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唐先生资助学费，升入中学部学习。在中学部举办的一次国文大会中，再次得到唐先生的赞赏，特意将其排第十三名。原来唐先生是仿五代和凝主贡举独爱范之文的故事，“君文合在第一，暂屈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唐先生对朱东润的希望和器重，一时传为佳话。[13]

南洋对国学与国文的重视，更强调其道德价值与实践意义。

根据官方网站的表述，“重实践”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之一。唐孝端女士也谈道：“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工科尤其重要。先祖父接任监督后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提出要求增加经费，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设备问题。尽管多次遇到经费困难，但在先祖父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先后建成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实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扩充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室，使学生在校内的实验和实习有了保证。1909年，铁路专科学生即开始了实地铺轨测量的校外实习。”[14]但历来强调的，只是对工科专业知识的实践。反观唐文治校长强调的“工文并重，学以致用”，所谓“文”，也是实践的科目之一。

唐校长亲自授课，其风范我们可以参照校友刘其昶先生的回忆：

“我1938年进交大读书时，唐文治先生早已不再担任交大校长，但他对交大仍有深厚的感情，经常在星期日上午到交大来讲授国学，因此我仍有幸见到这位老先生的风采和体会到他的治学精神。当时交通大学的徐家汇校舍已被日军侵占，学校被迫迁入旧法租界内震旦大学（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二处继续上课，国学讲座就在震旦大学一个可容百来人的大教室内进行，有本校学生、教工和慕名而来的外单位人员参加。我第一次参加唐先生的讲学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课铃响了，听众立刻全都肃静就座，只见一位50来岁的引路人用盲杖引着一位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的老人进了教室。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这位老人就是久仰其名的唐文治先生。我真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讲课。唐先生坐定后，那位引路人（据说也是唐先生的一位学生），先将这一课的题目和大意简单介绍一下。我记得那天所讲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原道》。接着，唐先生就把全文大声朗读一遍，但实际上他是在背诵。我国古文，素重朗读。唐先生的朗读，声音洪亮而苍劲有力，抑扬顿挫而字字铿锵，在座者均为之精神一振。对我更是大出意外，如不是亲眼目睹，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在朗读。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深深地感到唐先生对国学功力的深湛和治学的严谨。接着，唐先生就对全文作分段介绍，对于文中关键之处则更作重点讲解。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讲解后，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唐先生又将全文再大声背诵一遍。我后来又参加过几次他的国学讲座。大约因为要面向学生和各方面的来宾，所讲的大多是较通俗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原毁》、《卖柑者言》、《泷冈阡表》等。近60年过去了，我和唐先生只有几面之缘，但他这种不顾年高和失明的困难，不为名利，诲人不倦和弘扬国学的惊人毅力，仍历历如在目前。”[15]

刘先生特别提及：“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文学教育结合道德教育，也在唐校长的考虑之中。如果仅仅把中国文学的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待，无论如何是不全面的。在唐校长的理念中，中国文学以及儒家道德的修养乃是人人所必备，学生不论其出身、专业、以及将来要服务的部门，都应当是中国文学的欣赏者与写作者，应当是儒家道德的认同者与实践者，这是中国人最底线的交流平台、共同的价值体系与话语系统。国难之际唐校长言为世则，行为士范，今日读来，也令人感佩不已。

南洋的重视国学与国文，不仅有唐校长的提倡与老师们的教导，而且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同。《南洋》第1期所载的1915年陈容先生所作《南洋公学之精神》中，也把“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与“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并列而为三大校风。1917年邹韬奋先生在南洋求学时所作的《论本校学风》则称：“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16]

唐文治校长从交通大学卸任后，南洋的国学与国文教学曾经一度废弛（“本校在唐蔚芝先生长校时，每年向有国文大会之举，以为提倡国学之助。后以改组大学，功课加深，大会遂废而不举。”[17]即为表现之一。），但有远见的校长们无一不致力于加强。1925年凌鸿勋校长“鉴于年来毕业学生离校后多感文学浅肤之苦，特照大会之旨趣，略改比赛之方法”[18]，重启国文比赛。在日常教学方面，查1923年12月的《大学各科教授担任各级科目及钟点一览表》[19]，载明：工科一年级每周需要上四小时的国文，管理科则需要上两个学年，一、二年级每周皆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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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电报局总办，招商局会办。

[2]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内中多有笔者改译之处。

[3] 同上。

[4] 同上。

[5]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

[6] 《请设特班呈文》，载于尾注2。

[7]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于尾注2。

[8] 《批复南洋公学设立特班》，载于尾注2。

[9] 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载于尾注2。另，丰子恺先生所作《怀李叔同先生》中提到：“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

[10] 本校校名曾多次更改，为行文方便，不论当时其名为何，本文有时皆以“南洋”代之。而且这应当也不是笔者的首创，南洋校友、后来的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先生曾撰文说：“南洋公学后来改了许多名称，叫过‘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叫过‘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叫过‘交通大学’、‘南洋大学’。但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都喜欢叫它南洋。有了校友会，就叫‘南洋公学校友会’。”见《南洋公学和南洋模范中学》，载于尾注2。

[11] 同2。

[12] 唐孝端《唐文治与交通大学》。

[13] 高俊源，见江苏文学艺术http://www.jswyw.com/yitanxieying/
essjjswhmr/183959872.shtml。

[14] 同12。

[15] 刘其昶《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诒先生》。

[16] 同2。

[17] 1925年《举行国文比赛之公布（公告）》，载于尾注2。

[18] 同上。

[19] 同2。

上海交通大学1996-2006年主要学术数据变化情况一览

　　1996年我校百年校庆以来的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学校的各项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在国家和上海市的重点支持下，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进一步汇聚，学科布局进一步完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类学术指标在全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下是我校1996-2006年主要学术数据变化情况一览，这些数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校最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轨迹。

1996-2005年在校本科生人数变化

1996-2005年在校研究生人数变化

1996-2005年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变化

1998-2005年专利申请数变化

1996-2004年SCI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EI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ISTP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国内核心期刊论文数变化

1996-2005年拨入科研经费变化

邹韬奋

　　１８９５年，邹韬奋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那一年，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年。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都贯穿着“抗日”两个字。１９１２年，邹韬奋１７岁时，进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读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而少年邹韬奋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实在是缺乏兴趣，他对课外阅读兴趣浓厚，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新闻工作者。１９１９年，邹韬奋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１９２１年邹韬奋在拍完毕业时的“学士照”后，又赊账做了一套西装，才得以参加毕业典礼。在上海求学期间，因为家境贫寒，邹韬奋不得不做家庭教师，筹措学费。１９２６年，邹韬奋正式主持《生活》周刊，开始了他的新闻编辑、出版生涯。当时连邹韬奋在内，只有三个人负责刊物的编辑、发行、广告等一切事务。

　　１９２６年的邹韬奋无疑是幸运的。这年１月，他与沈粹缜女士结婚。邹韬奋的妻子沈粹缜学美术出身，婚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抚养孩子，打理家务，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从那时起，在妻子的关心、支持下，他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长子邹家华也是在１９２６年出生的。在邹韬奋接手之前，《生活》周刊只是当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一个教育类刊物。邹韬奋担任主编后，逐渐地把《生活》周刊改变为社会时事类刊物，全方位地报道和评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就是本刊替民众里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这就是邹韬奋对《生活》周刊读者对象、刊物宗旨的思考。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又转向全面的抗日宣传。在他的文字里，既有军民抗战的消息，又有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更有对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这样，《生活》周刊从最初的几千份发行量，到后来的几万份、十几万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１９２８年开始，邹韬奋正式用“韬奋”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方面要韬光养晦，一方面要奋斗。在无边的黑夜里，邹韬奋这个名字，连同《生活》周刊一起，在千万读者中广为流传。　　

　　“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在抗日的炮火硝烟中，邹韬奋作为一个爱国者，思想逐渐成熟起来。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

　　邹韬奋的好友胡愈之曾这样说过——《生活》周刊原来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刊物，蒋介石国民党是不注意的。它在宣传反蒋抗日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有广大的读者。

　　就是在它的宣传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１９３３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

邹韬奋论本校学风(节录)邹恩润 (邹韬奋)

(1917年4月)

(上略)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政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实业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教育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发明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运动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名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乃至有震古铄今之名将，苦战疆场，百折不回，不惜以身殉，而为吾国民争回临危之共和，争回已亡之人格，出于吾校者乎?曰：亦有。猗与盛哉!吾工业专门学校。虽然，距今二十载前，吾校呱呱堕地之日，为吾中华学界生一宁馨儿，而当时科举之习未尽，国人风气未开，有若欧阳母之言曰：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也。今天父母之劬劳以训育其子也。含辛茹苦，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一旦行冠礼，聚宗族亲戚欢呼庆祝。为亲者，回顾其子必有喜极而涕者矣。今也，吾新学先锋人才渊源之工业专门学校，亦行冠礼矣，亦将聚吾国中父老兄弟姊妹欢呼庆祝矣。恩润无尚荣幸得躬与厥盛，而回顾吾校，万感咸集，不禁喜极而涕也。吾知吾师友、吾国民亦以为无上荣幸，得共观厥盛而回顾吾校，亦万感咸集不禁喜极而涕也。夫人行冠礼何为也?曰：示成人也。成人之责任与未成人者较不可同日语矣。行冠礼者使子弟有所自觉而警醒也。故吾以为吾校行冠礼矣，而吾同学亦当有所自觉而警醒也。吾于是欲言吾感想，以自觉而警醒焉。且望吾同学亦以自觉而警醒焉。且望吾全国学界皆各以自觉而警醒焉。梁仁公先生尝谓吾校为吾国学校中之最有历史、最有名誉者。恩润以谓吾校之学风亦可为吾国学校中之最可钦仰、最可爱慕者。以恩润平日所感触，谓吾校风有三不可及。一曰：吾同学皆知自尊其人格而同时且知力尊他人之人格。二曰：吾同学皆知勤奋学问而同时且极敬重他人之勤奋学问者。三曰：吾同学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且知敬重他人俭朴，而惟学是务者，吾同学以此似庸行无足奇乎?人格为为人之基，勤奋为成功之诀，俭朴为立身之本，而吾校风皆具此而吾同学皆行所无事以自淑其身，此吾侪所当自省而保存光大之者也。此全国学校所当闻风兴起而共效法者也。(下略) (节录自“对吾校廿周纪念之感言”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1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