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与中国的航空航天

　　 编者按： 2005年10月，当“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返回地面后，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神舟六号”在遨游太空的同时，也详细报道了上海交大的一项技术助“神六”返回的消息。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每当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取得成果的时候，“交通大学”的名字总会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上，从交通大学早期设立的“航空门专业”，成为中国的航空航天教育的先驱之一，到中国研制成功的第一架军用飞机，第一枚火箭，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到现在的“神舟六号”成功返回地面，交通大学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下面的一些片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通大学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所做的一些事情，之中可以领略“交大人”的些许风采。

思源篇

交大是中国最早航空工程人才摇篮

　　1936年某一天，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热闹非凡，12名从飞机组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接受学校教师和同学们的共同祝贺。

　　12名毕业生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了中国自己培养的最早一批航空工程人才，同时上海交大也成为了中国航空教育的先驱之一。

　　据1930年10月29日的《交大三日刊》报道，1930年10月28日，校长孙科就有筹设航空工程教育的意图：“……高等学府，学科不能限于一个范围。……机械工程最重要的汽车、航空本校都没有，以研究交通的专门学府，而没有这种功课，事实上便欠完备”，此后，上海交大就加紧筹备“航空门专业”和“汽车门专业”，上海著名的《申报》早在1932年9月4日刊登了交通大学与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联合办“航空工程班”的报道。报道从如何报考、开设科目种类、课程学分、学费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一位上海交大著名校友在百年校庆时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发展到1942年8月，交大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成立了航空系。那时，共有学生116人，中国航空教育家曹鹤荪亲自代理系主任，那时航空系仅有：报废飞机1架、滑翔机1架、发动机3台、机关枪6挺、另有发报机、照相机和各种仪器设备，第二年，学校又成立了风洞实验室、发动机实验室、飞机结构实验室、仪表和无线电实验室、空军机械实验室。学制共为4年。

　　自开设航空门到设航空系交大航空学科发展迅速，经过交大严格学习和训练后，一批又一批的航空工程人才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去，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已成为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嘹亮的战歌，交通大学不愧是中国最早航空工程人才的摇篮。

交大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首批飞机总设计师

　　上世纪60年代某一天，中国大地晴空万里，在北方某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只听指挥塔内一声令下，这架标写77424的飞机顺着跑道慢慢滑行，只见它越跑越快，突然间腾空而起，直冲云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飞机在空中作了几个盘旋的动作后，又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顷刻之间，机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和科技人员互相拥抱，大家为这架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与制造的“歼八”飞机试飞成功而欢呼雀跃。此刻，有一个带着眼镜，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在人们的祝贺声中，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就是从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门”毕业的学生、新中国首任飞机总设计师、“歼八”飞机的开拓者––黄志千同志。此后，“歼八”飞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中国的航空初创时期，像黄志千那样，为中国的飞机设计和制造作出极大贡献的交大校友还有很多。中国科学院院士顾诵芬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顾诵芬从交大航空工程系毕业、他参加和领导了多种飞机的仿制工作和新飞机的设计，并亲自担任了“歼八”飞机的总设计师，现在，该机型早已装备部队，并成为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主战机种。顾诵芬院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饮水思源，我要感谢交大的老师对我的帮助和交大教学制度给我的训练，学校严格的工程训练方法和教给我们解决工程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我们进行飞机设计的基础，所以说，交大的教育是成功的，一批交大人在我国飞机设计中能做一些工作，应该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

交大人助中国首枚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2月19日，上海南汇东海海滨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场。这一天近午时分，云淡风轻，天气晴朗。只听见“发射”二字刚出自指挥员口，一枚在发射架上的火箭就直射云天，只见火箭吐着烈焰，“飕”的一声不见了踪影，当天傍晚，科技人员在预定的海域把火箭的残骸打捞上来。这一中国首枚火箭发射成功的消息让参与研究的人员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中国首枚火箭发射成功了！

　　中国首枚火箭的研制成功，上海交大功不可没。王希季，上海交大动力系主任，任设计院总工程师。潘先觉，交大教师任火箭设计主任工程师。上海交大许多应届优秀毕业生也直接参加了研制工作。这一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成就大事”的第一项已载入了中国的航天史册。潘先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中国第一枚火箭是我直接参加设计的，我主管设计动力部分，尤其是喷气推进部分，那时，交大校友、中国航空航天泰斗钱学森要求，中国要研究液氧液氢火箭。他的思想是很先进的，当时，苏联和美国也刚刚开始用这种方法，钱学森要求中国能够‘三足鼎立’。后来我们按照这个意图进行设计，1958年国庆期间，在北京展示设计成果的样图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去看了，中央领导都很感兴趣，并指示：要把它造出来放上天去，才算真本事。在经过上海著名国营大企业参与的会战中，统一设计出图、统一设计实验、统一总调度、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发射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不久，中央认为，这批人对航天事业已经有了经验，不宜再回原单位，于是，王希季、潘先觉等被调离了上海交大，他们在以后专门从事的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中，不断地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对交大师生说：火箭放上天，就算你们从火箭大学和研究院毕业

　　中国首枚火箭成功上天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亲临上海参观，接着，聂荣臻元帅也来到上海。当他看了发射记录片之后，提出要看喷气推进实验室，于是，聂总等一行来到位于江湾机场内由交大教师潘先觉负责筹建和主持的实验室。在观看实验过程中，正在做的推进实验很顺利，聂总看后当场祝贺，对以交大20岁左右的学生为主的实验室成员说，“想不到 毛头小伙子也能干出来。”一起陪同参观的交大校友钱学森即席发表了感想：“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差，我们在美国初期干的时候，也和这差不多，中国人不必自卑”。

　　聂帅回京后，毛泽东主席闻悉，在杨尚昆等的陪同下，来上海时专门观看了汇报展出。潘先觉受组织委托向毛主席作了专题汇报。潘先觉回忆：“毛泽东主席对此事颇有兴趣，要求我详细地讲解，他想从中回首我国发展科技的内涵，所以是面对面地，一问一答式地对话了一个小时。其间，我详细介绍了火箭的设计与研制经过，火箭的科技性能，各部组件名称功用和总体的科技参数等等。毛主席问及我的身世，哪个大学毕业之类。当毛主席了解到总工程师和主任工程师都是上海交大的，就又问及上海交大有火车专业，学生会开火车，又问我交大有否火箭专业，现在会放火箭了。他讲，你们能把火箭放上天，就算你们火箭大学和研究院毕业了。因为这是符合他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我当时也同他讲‘实践论’的指导意义，因而他显得特别高兴，接着我们和毛泽东等在火箭前面合影留念。后来当年参加研究的很多交大尖子学生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高工和研究员，有的成为了院士。所以说，上海交大不愧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交大校友钱学森与中国的导弹研究

　　1966年10月27日凌晨，众多工程技术人员聚集在中国某地的导弹发射场，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随着指挥所发出点火命令，一瞬间，火光闪，惊雷吼， 我国改进型中程导弹载着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沙漠深处飞去，准确命中目标并成功起爆。这一消息使全世界震惊，同时，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使中国人永远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钱学森。

　　钱学森，1934年上海交大机械系优秀毕业生。1935年去美国留学，3年后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就参与了美国的火箭技术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了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法估计的贡献”。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想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美国方面却竭力阻扰，一位美国海军次长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认为：钱学森无论如何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他说：“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重视此事，指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据理力争。前后经过长达5年时间的斗争，1955年9月，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6年，专门研究导弹的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并亲自对200多名新分进来的大学生授课，讲解导弹理论，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教授一起，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导弹人才，同时，从规划、设计、制造直到发射导弹，钱学森都亲临亲为，使新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拥有导弹及核技术，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9年，江泽民总书记、上海交大校友，在会见他时，把他为中国赢得的荣誉称为“中国人民的骄傲”。

中国卫星上天凝聚着交大人的智慧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 人造地球卫星随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动机的轰鸣中离开了发射台。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音，声音清晰宏亮，此后，“东方红”乐曲传进千家万户、传遍神州大地。由此，中国开创了航天史上的新纪元，成为继前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996年4月，在上海交大100周年校庆活动座谈会上，一位在中国的航天工业工作多年的老校友动情地说：“是交大校友王希季院士主持、领导研制的中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把交大校友杨嘉墀院士领导和参加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交大人的骄傲。”

　　杨嘉墀，上海交大1941年电机系毕业生，卫星技术专家。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研制，为中国人造卫星从学术准备阶段转入研制阶段作出了极大贡献。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即将升空时，他又预先开展了返回式卫星三轴姿态控制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方案，有些方案在国际上都属首次。自1975年至1987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了10颗返回式卫星，都是采用了这种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其性能良好，从未发生故障。1986年，返回式卫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0年以后，杨嘉墀又担任了“实验二号”卫星的总设计师，参加了“一箭三星”飞行试验的全过程；他曾进行过大量的故障分析；为解决许多关键性技术问题，提出了极为有益的建议。由此可见，交大人从卫星运载火箭到卫星的研制上天都付出了智慧和劳动。中国卫星的发展史上将永远铭刻上他们的名字。

致远篇

上海交大加入中国大型飞机工程研制项目

　　2005年12月20日，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育中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双方签定全面合作协议后的一次握手。这一握手，标志着新成立的上海交大空天科学技术研究院将向国产大型飞机研究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上海交大与中国一航的合作涉及到复合材料、结构强度、机载技术、数字化制造、概念设计、样机研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

　　国产大型飞机工程研制项目是国家“十一五”期间，实现民用飞机初步产业化的一个宏伟计划。这一消息一经发布，曾迅速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引起波澜，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开始对波音和空中客车在全球航空工业的优势发起了直接挑战”。

　　在这场全球性的空中市场的争夺中，上海交大已开始从多方面作准备，一批中国最具权威的航空航天的院士、专家、学者已经成为了上海交大空天院的战略专家，在他们之中就有很多是上海交大的著名校友。

　　目前，一项为中国民用飞机从设计到制造的宏伟蓝图正在描绘，上海交大人在过去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将与中国一航和其他航空单位强强合作，在上海这座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关注的城市，打造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大型民用飞机研发和产业基地，为上海早日成为世界级航空枢纽，为中国早日成为航空大国和航空强国再立功勋。

上海交大参与中欧伽利略国际合作计划

　　2005年3月17日，在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上海市科委、上海交大、上海创业投资公司、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的领导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依靠各自的科研优势，共同出资成立“上海伽利略导航有限公司”。这次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次会议为不久成立的公司全面规划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经营范围，并将以伽利略计划为契机，整合上海导航领域的优势力量，力争在3––5年内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三角地区导航领域的领军企业。

　　目前全世界使用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主要是美国的GPS系统，欧洲为有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于是牵头组织实施了“伽利略”计划。

　　“伽利略”计划是一种中高度圆轨道卫星定位系统。该系统的建立将于2007年底之前完成，2008年投入使用，总共发射30颗卫星，还有2个地面控制中心。2003年9月和2004年10月，欧盟和中国分别草签了中国参与“伽利略”计划的政府协议和技术合作协议。此项目具有极高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将改变惟有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格局。

　　中欧“伽利略”国际合作计划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上海交大等单位共同出资成立的“上海伽利略导航有限公司”有了直接参与中欧伽利略国际合作计划的机会，将为欧盟成员国和中国的公路、铁路、空中和海洋运输甚至徒步旅行者有保障地提供精度为1米的定位导航服务，并作出各自的贡献。上海交大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核心与共性技术攻关等方面，为该计划提供支持。

上海交大全面涉足近空间领域

　　当人们坐在飞机上天时，其高度不会超过20公里，当卫星绕地球旋转时，其高度总会在100公里以上。那么在20公里至100公里之间的范围内，就成为了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处女地”——近空间领域。这一领域目前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和研究的领地，其作用，可源源不断地、快速获取对地观测数据，并与天基、航空和地面系统构成一体化全球观测体系，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交大，这所曾为新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重点大学，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从事这方面的先期研究工作，他们正一如既往地瞄准世界科技最前沿，在中国的近空间观测系统中作出交大人应有的贡献。

　　2005年5月，上海交大空天院已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大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论证工作，并承担了“近空间观测系统”的论证，汇聚国内多家单位50余位专家的智慧，完成了项目论证报告、立项建议书和概念设计，现在正在接受国家级评审。目前上海交大空天院正全力以赴，策划如何使交大在项目实施中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中国抢占国际“近空间科学技术”战略制高点，发挥上海交大的重要作用。相信上海交大也会像以往在中国的航空航天领域所作出的成绩那样，在近空间领域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花絮篇

交大校园草坪停放军用巨型运输机

　　日本投降后不久，上海交大校园里停放的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迎来了众多观看的师生和市民。这架飞机是日本制造的，它庞大的机身让没有近距离见到过飞机的人们惊叹不已。此机于日本投降前一个月飞到我国，它没有执行任何运输任务，倒是执行了一次日军向我军接洽投降事宜的飞行。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命乘坐此机，飞往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驻地洽降，完成了日军投降的准备工作。为了便于逃避空中攻击，运输机被漆成黑色。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时精疲力竭的具体写照，这架飞机也由此见证了日军覆亡过程。此机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机种，经我国接收以后，一直用于飞行，直到捐给交大为止时，它还是处在可飞行状态下，因此，它是航空系作为教学实习的难得设备。到1947年，交大除了上述巨型运输机外，还有教练机1架，驱逐机3架，发动机10余台，这些教育设备除了用于教育实验外，已经成为了上海交大校园的一景。

交大人在美国造飞机

　　1943年，一架A26型战斗、轰炸两用机在美国旧金山机场呼啸而起，引来了无数中国侨民的阵阵欢呼声。这是由上海交大1939年航空系第三届毕业生胡声球等在美国主持制造的第一架中国战斗机。

　　那时，中国国内战火纷飞，全国军民正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浴血奋战。为了中国的正义事业，很多国外的侨民和有识之士纷纷捐款用于购买枪炮，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胡声球等一批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纷纷参与到这场爱国行动中来，他们在一批友人的帮助下，在旧金山创办了由上千人组成的“中国飞机制造厂”，大家凭着满腔热情，靠智慧与勤劳，每年生产出的飞机多达1800多架，这些飞机大多用于战场，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胡声球等交大人在美国造飞机的故事，通过世界有关媒体成为了美谈，并流传至今。

上海交大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

　　2002年，9月、11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二次来到上海交大，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除了在交大作学术报告以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国际空间站大型科研项目––阿尔法磁谱仪（AMS）的国际合作中，希望上海交大能够参与。上海交大是他父亲的母校，对他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经过双方多次的交流与研讨，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并最终签署了“AMS项目合作会谈备忘录”。

　　这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项目，是用于探测宇宙中的暗物质和反物质，并研究这种物质的存在形式，以求进一步探索宇宙的奥秘。参与该项合作研究的包括美国、俄罗斯、意大利、中国、日本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此后，上海交大即选拔、组织与集成相关学科人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并立刻开展包括超导磁铁控制系统，AMS在空间站上各种探测器的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该项目已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神六返回采用交大数字电视技术

　　2005年10月17日4时33分，神舟六号返回舱在人们的翘首以待中，在内蒙古成功着陆。而在这返回地面时的搜救实时电视监视系统中，人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全过程。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的一项数字电视技术。该系统技术采用的是上海交大自主研发的ADTB－T高级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用于从直升机到地面的高速超视距无线数字电视传输。在返回舱预定降落范围上空，高速飞行的直升机拍下返回舱从降落伞打开到着陆的整个过程，经过基于ADTB－T技术的传输通道将画面清晰、实时、流畅地回传给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和着陆区的搜救车队及人员，有效配合了空中和地面搜救行动的开展。此后，前线有关部门纷纷发来贺电，对上海交大再一次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祝贺。

上海交大与中国船舶海洋工程

交大造船系英才遍神州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及海洋工程系的前身是交通大学造船系，1943年6月创建于重庆交通大学。1978年扩展为船舶及海洋工程系并建立了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第一代系主任是造船界一代宗师叶在馥先生，著名老一辈造船专家杨仁杰、辛一心、王公衡、张文治、王荣瑸、杨俊生、杨槱等都任过教。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现已发展成为船舶海洋工程领域内学科齐全、实验设备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学、科研基地。

　　63年来交大培养的船舶与海洋工程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分布在造船、航运、船检、渔业、海洋工程、海军各部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母校的治学严谨、创业敬业精神，在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连续三届的最高领导胡传治、张寿、王荣生等总经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远望号”综合测量船首任总设计师许学彦则是交大造船系1948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我国导弹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导弹水下发射总指挥黄旭华是交大造船系1949届毕业生，“勘探三号”半潜式钻井平台主任设计师之一、并创造浮力顶升法进行水上合拢新工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发明二等奖的祝源钧是交大造船系1948届毕业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的施工设计主任设计师卢在是交大造船系1953届毕业生。我国导弹核潜艇重要试验主要负责人、1987年7月由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首长邀请赴北戴河疗养的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专家中，由船舶工业部门派出的唯一代表许俊烈总工程师是交大造船系1958届毕业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和海洋工程领域中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凝聚着交大造船系毕业生的智慧和汗水，他们将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优良传统带到了社会，领导了本行业的新潮流，由于校友的这些业绩，交大的造船系被誉为我国造船专家的摇篮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及海洋工程系的前身是交通大学造船系，1943年6月创建于重庆交通大学。1978年扩展为船舶及海洋工程系并建立了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第一代系主任是造船界一代宗师叶在馥先生，著名老一辈造船专家杨仁杰、辛一心、王公衡、张文治、王荣瑸、杨俊生、杨槱等都任过教。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现已发展成为船舶海洋工程领域内学科齐全、实验设备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学、科研基地。 　　63年来交大培养的船舶与海洋工程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分布在造船、航运、船检、渔业、海洋工程、海军各部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母校的治学严谨、创业敬业精神，在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连续三届的最高领导胡传治、张寿、王荣生等总经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远望号”综合测量船首任总设计师许学彦则是交大造船系1948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我国导弹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导弹水下发射总指挥黄旭华是交大造船系1949届毕业生，“勘探三号”半潜式钻井平台主任设计师之一、并创造浮力顶升法进行水上合拢新工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发明二等奖的祝源钧是交大造船系1948届毕业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的施工设计主任设计师卢在是交大造船系1953届毕业生。我国导弹核潜艇重要试验主要负责人、1987年7月由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首长邀请赴北戴河疗养的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专家中，由船舶工业部门派出的唯一代表许俊烈总工程师是交大造船系1958届毕业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和海洋工程领域中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凝聚着交大造船系毕业生的智慧和汗水，他们将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优良传统带到了社会，领导了本行业的新潮流，由于校友的这些业绩，交大的造船系被誉为我国造船专家的摇篮是当之无愧的。

黄旭华和中国核潜艇

　　“自从有了核潜艇，霸权主义就再也不敢小觑我们。”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把核潜艇的重要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1949年黄旭华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工程专业毕业后，开始了他的舰船研制生涯。历任某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参加了核潜艇的探索和研制。

　　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为动力的潜艇，它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及海底城市于一体，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和极强的攻击能力。因为核潜艇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所以很多发达国家都在研制。我国是继美国、前苏联、英、法后第五个研制成功核潜艇的国家。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曾任核潜艇研究所所长的黄旭华担任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1926年出生在广东。中学毕业之后，眼见中国满目疮痍的黄旭华放弃了学医继承父业的念头，决心学习航空或造船走科技报国之路，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上海交大造船系。“在交大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山茶社，后成为该社的负责人，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和文艺宣传活动，同时秘密地学习很多进步书籍，思想豁然开朗。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50年代末，中央决定发展核潜艇。希望苏联帮助的愿望被拒绝之后。毛主席说了一句至今仍为核潜艇工作者所津津乐道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此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研制核潜艇的征途，同时决定了黄旭华走向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的人生道路。

　　这是一项从无到有的事业，黄旭华和战友们一起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研制任务，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和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相继正式交付海军使用。至此，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国防实力显著增强了。而这上面，又凝聚了多少黄旭华这样为代表的交大人的智慧和精神。

赫赫有名水下机器人家族

　　上海交大的水下机器人赫赫有名，创造了无数国内第一。

　　1982年，朱继懋、顾云冠等人同沈阳自动化所合作，历经三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海洋机器人“海人1号”并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一次试车成功。这位可深潜200米的“海人”，体重2.2吨，外形尺寸3.1×1. 5×1.9米，带两部微光电视系统、一架照相机、一个六功能的机械手、四套液压驱动推进器，可以在海中自由活动并进行观察和作业。

　　“交海1号”是受海河水利委员会委托研制的小型遥控潜水探测机器人，体重37公斤，潜深60米，主要用于对水库、水具、水下闸门及其它水下物体进行观察和监听。

　　“SJTU-40”、“SJTU-10”是同加拿大合作研制成功的一对“孪生兄弟”，以防锈铝为骨架，装备有先进的数字深度仪、数字式罗径、定位声纳、微光电视和微机“头脑”等。

　　“SJT-5”是超轻型水下观测机器人，体重仅12公斤、身高58公分。四个电动推进器使它在水中灵活运动。

　　1995年6月，潜深6000米的深海观测机器人“ST-6000”在上海交大深水池试验成功。9月30日，“ST-6000”潜入蓝色的大海。在5200米的洋底，显示出清晰的锰结核图像。“奋斗几十年，让中国的机器人走向世界。”交大人的誓言写在了浩瀚的大海。

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早在20世纪50年代，交大造船系已勾画了建立船模试验池、空泡水筒及耐波性水池组成的船舶流体力学领域基本配套的实验室群体。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

　　在我国近代造船史上，中国拥有的第一座船模试验池是交大船舶制造系于1953年初建成的重力式船模试验池；中国拥有第一座现代化双轨拖曳式船模试验池也是交大船舶制造系于1958年建成的船模试验池。它对交大乃至全国开展船模试验研究的带头促进作用可说是不言而喻，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交大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

　　船模试验池建成，马上开展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试验研究。大运河断面的系列试验研究，长江船型的系列试验研究以及有关的舰船都在这里进行。

　　紧接着，另一个重要的实验室––空泡水筒于1960年开始筹建。但是，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交大人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耗时17年，终于在1977年，空泡水筒试验室建成。实验室承担了多项舰船螺旋桨空泡性能及噪声性能的试验研究项目。

　　进入80年代，为了适应我国海洋工程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海底矿藏、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需要以及培养海洋工程高级科技人材的需要，国家计委和教育部于1984年酝酿筹建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队，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上必须代表国家水平。经过一年的评议和论证，最终，批准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的主体设施海洋工程水池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之合理的布局和严谨的科学管理，成为交大的一个亮点。访问上海交通大学的各国政要，如日本天皇、皇后，加拿大总督，新加坡总统，国内外社会知名人士和科学技术专家都到海洋工程水池参观访问。他们饶有兴趣地看到海上狂风巨浪在水池中的模拟再现，海洋平台模型在严酷环境下的剧烈运动，无不啧啧称奇，盛赞交通大学建成如此规模的先进实验室。

　　实验室的其他组成部分还有船模拖曳水池、空泡水筒、结构力学实验室、水下工程水池和操纵性实验室等。

寻找亿吨油田的“秘密武器”

　　一枚中国邮票，方寸的画面上一座海洋钻井平台矗立海中，平台上写着“胜利二号”。“胜利二号”钻井平台是为我国沿海海滩和极浅海区石油钻探开发的世界上第一艘能够自行行走的钻井平台，由胜利油田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研究设计、青岛北海船厂施工建造，它是海洋工程史上的创举，也是我国寻找亿吨大油田的“秘密武器”。

　　“胜利二号”钻井平台的突出特点是能够在水深低于5米的极浅海滩和潮间带地区自行行走，以便在作业区自行达到预定的井位。19 82年5月胜利油田的科技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极浅海座底式步行钻井平台”的设想，同年9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和胜利油田组成联合研究设计组，联合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在取得实地模型试验成功之后，1986年初完成了全部设计任务。1986年3月开始在北海船厂建造，1988年9月19日胜利下水。经过4年的生产使用，至1992年8月已经钻井9口，进尺23579.42米，其中经历了强台风的考验，与其他平台一起在极浅海找到了上亿吨储量的大油田，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9月，国家科委在胜利油田组织并通过了技术鉴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胜利二号”极浅海座底式步行钻井平台（钻井船）为国际首创。

　　中国专利局于1990年10月24日正式授予设计组发明专利权。在第二届国际专利及新产品展览会上这一成果获金奖及中国专利金奖。19 92年上海市首届科技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并获得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1993年1月被评为1992年十大全国科技成就之一。

 交大与中国老一辈造船专家

　　1943年夏，交通大学宣布成立造船工程系，隶属工学院，聘请叶在馥为造船工程系系主任，同时抽调机械工程系教授杨仁杰协助叶在馥负责接管、新生招考并规划系务等创建工作。在叶在馥、杨仁杰、王公衡及辛一心教授等苦心经营下，延聘了多名国内的著名学者任教，极一时之盛。他们是我国早期的造船专家，也是交大造船工程系的开创者，为培养我国的造船高级人才辛勤执教。

叶在馥（1888––1957）

　　1888年出生于广州。15岁考入广东黄埔水师学堂驾驶班，肄业后，派往北洋舰队“通济”练习舰实习。1909年，受试录用后随萨镇冰上将赴英国留学，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1914年调往美国纽伦敦监造潜水艇。1915年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军舰研究院。1917年毕业回国。1925年至1937年任江南造船所主任工程师。负责完成建造大小船舶299艘。1943年夏，任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1957年患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0岁。

　　叶先生一生从事船舶设计，尤其是创建川江船的设计事迹最为突出。他设计的新型川江船“江南”号成为我国第一艘全年可航行于川江的客货轮船。此外，叶先生还为我国造船界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杨仁杰（1905––1992）

　　江苏海门县人。1923年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1926年毕业留校。1937年获得纽卡斯尔杜伦大学皇家学院造船工程系造船硕士学位。后又进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攻读造舰工程。1938年在香港九龙黄浦船厂出任工程师，从事船舶设计工作，1942年任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1943年协助叶在馥先生，管理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并教授课程。建国后，从事潜艇及深潜器方面国外文献的摘编工作，为交大造船系水下工程研究所编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王公衡（1906––1987）

　　山东潍坊人。1931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3年留学英国，1936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荣誉学士学位，1938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舰系。1943年与叶在馥、杨仁杰一起在交通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造船系。194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4-1959年在上海交大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座双轨拖曳式船模试验池。

辛一心（1912––1957）

　　1930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电讯系。1936年留英，1938年获得纽卡斯尔杜伦大学皇家学院造船系造船硕士学位。后进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攻读造舰工程，两年间学习成绩名列第一。1944年开始担任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教授。1948年创办《中国造船》杂志。解放后建造我国第一个船模试验池，并兼任研究所所长。辛一心在上海交大担任教授13年，讲授近10门课程，为培养我国的造船技术人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杨俊生（1890––1982）

　　杨俊生是我国著名的造船专家。1906年赴日留学，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曾任日本三菱长崎造船厂工程师兼三菱工业学校教授。1924年回国，1926年创办中华造船厂。抗战期间，蓄须念佛，拒绝日本占领军的利诱。抗战胜利之后，担任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与辛一心教授等共同制定《中国钢船规范草案》。同时兼任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教授，讲授特种舰船和船舶设备等课程。建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系主任。

王荣瑸（1903––1989）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我国造船界的老前辈和著名专家。1925年毕业于马尾海军飞潜学校。1929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工学院内燃机专业。30年代赴德国考察潜艇制造。建国前，先后在江南造船所、湖南常德海军水雷制造所等任职，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4年赴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舰用柴油机。建国后，被任命为江南造船厂首任总工程师，主持多项重点工程的研制工作，组织领导我国第一批潜艇的建造以及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等大型船舶的建造工作。

张文治（1906––1984）

　　造船设计专家。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1935年赴英国纽卡斯尔杜伦大学皇家学院造船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7年赴德国丹泽大学学习潜艇、军舰制造。1939年回国，1942年兼任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50年代，我国造船工业还十分薄弱，他先后主持设计多种客货轮、货轮、拖轮，技术先进，多有创新，为我国年轻的造船工业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文均（1911––2002）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1948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造船工程硕士学位，后任美国造船公司罗兰船厂、英高尔船厂设计师。1950年回国，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船舶试验室主任，中国船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技术顾问，兼任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教授。50年代在上海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单轨拖曳式船模试验水池及空泡水筒。50年代末，积极支持和促进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设置船舶结构力学和船舶流体力学两个专业，培养我国船舶力学专门人才。并担任《中国造船》杂志主编近40年。对推动和发展我国船舶力学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槱（1917––）

　　中科院院士。1935年赴英国留学，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19 40年毕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1944年作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国学习考察。杨槱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并担任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杨槱还是我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倡导和号召造船界应该重视对我国造船史的研究，进而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加速当代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多部中国船舶史方面的著作。

顾懋祥(1923––1996)

　　著名的船舶水动力学专家，194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造船与轮机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在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任教，1952年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9年任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所长，先后主持我国第一艘气垫艇等一批军用水翼艇的研制，历任国际船模试验水池会议(ITTC)耐波性技术委员会、海洋工程技术委员会及ITTC顾问委员会委员。

　　顾懋祥先后主持研究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近百项。其中，在我国率先开展现代化新船型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及我国第一艘单水翼艇；最早用实验保证了国际上无舱盖集装箱船的诞生。倡导并组织了我国海洋浮式系统、海上平台管节点的研究，最早把“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船舶运动技术，为我国船舶工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6000米深海拖曳观察系统

海洋工程水池

“胜利二号”极浅海座底式步行钻井平台

上海交大和现代生命学科

 　　■编者按

　　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成为21世纪引发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上海交通大学经过25年的探索和实践，生命学科已覆盖生、农、医、药各个领域，在百年工科老校中真正崛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由于坚持理工、医药结合，坚持学科交叉、融合，走自己的路，逐步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经济建设诸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贺林院士指导我破解世纪之迷

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 高波博士

　　1999年底，我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后，放弃了去清华和中科院的机会，选择了年轻的归国学者贺林教授作为我的导师。

　　A1短指/趾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被记载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早在1903年就作了报道，然而一百年来，人类始终未能破解它的致病基因。在我进入研究室之前，贺林研究室花了两年时间将该致病基因初步定位到人类染色体上大约8百万碱基的一个区域，相关文章也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贺老师将该基因的最终克隆定位交给我来攻克。我和贺老师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自行设计了一套新的研究路线，反复进行试验分析，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失败和挫折后，我们终于确定了这个基因定位。为了让结果更有说服力，我们又多次远赴湖南、贵州等偏远山区实地调查，艰辛的努力终于让我们在一个新的A1短指/趾症大家系上验证了该致病基因。我们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很快就在国际遗传学界最权威的杂志《自然遗传》上发表，引起了世界同行的极大关注，百年世界谜题终由中国年青学者在中国破解。这一成果被评为当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成果榜首，我也因此获得了上海市首届市长奖和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我完全相信，在贺院士的指导和带领下，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一定会在“神经精神与人类遗传学”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邓子新院士的科学灵感

徐成滋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子新教授在科研上初露头角，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中心––世界链霉菌遗传学的摇篮，他作为公派留学生，已日以夜继地工作了近4个月。有一天他在观察菌体时发现了一个“异常点”。他马上找来教科书和有关文献相对照，都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于是他向导师戴维·霍普伍德报告了这个发现。这位世界级生物研究的一代大师过来观察不久就慧眼识宝地掂出了它的重大价值：这一能在大肠菌中起作用的链霉菌启动，可是尚未报道过的发现啊，它有可能展示出链霉菌遗传学上又一个新的重大进展。教授向邓子新祝贺后，幽默地说：“邓，这可是微生物送给你的礼物！”这位导师旋即中止了邓子新原来用2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改为提前“攻博”。后来，邓子新总共用三年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

　　邓子新领衔的科研团队最新的一项原创性成果：《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论文，去年9月在国际微生物领域顶级刊物《分子微生物学》上发表,当年年底，这项成果入选2005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邓子新披露心路：“发现的灵感源于不寻常地关注异常。”他说：“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是从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延伸出来的。……这真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啊。”

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

钱学森

　　我们这些在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级友，今天大都已入耄耋之年，但人老志不衰，要表表心意，要出一本毕业六十周年的纪念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利用当今一个时期的有利环境，以几年上一个台阶的速度，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下个世纪中叶，使我国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号召使全国人民心情振奋！所以我也在此讲讲我们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设置一套新时代的专业课程，以培养国家在下个世纪所需要技术人才的问题！

　　哪个方面的专业呢？我们学校历来都是培养实用的工程技术人才的。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新的工程技术？我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到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都认为到下个世纪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将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出现继当今的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生命技术为龙头的产业革命。我在1992年深秋写信给母校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朱章玉教授说：“近读《科技导报》1992年10期《生态工程的曙光》，才知道您创立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其先进事迹，深受鼓舞！我要向您和您领导的班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的时候，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就提醒我，利用微生物有广阔的前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在您那里开创了，真是可喜！”

　　“我没有别的，只希望您能在下个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象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

　　“再次表示祝贺！并致敬礼！”

　　这里说的大系，除利用微生物进行的化工生产专业外，还将有诸如植入人体的人造器官的设计制造专业，以培养出再造人体所需器件的设计制造人才。这方面可以举出：人工肾脏、人工肝脏、人工中耳、人工关节、人工心脏等。再有一个专业是培养设计制造老年人所需的辅助机械设备，如轮椅、登楼椅、机器人护士等的人才。到二十一世纪，这种结合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科专业还会有其它门类。

　　这种专业的发展是很快的，大系中必须同时有相应的研究所，就如现在关于利用微生物进行化工生产的专业，母校就设置了“生物技术研究所”。

　　以上建议是否有当？请级友们考虑，请母校领导考虑，请师长教授们考虑，总之，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

重读钱学森对母校的建议

朱章玉

　　1992年，我校校友、杰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撰写了短文《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明确提出“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设置一套新时代的专业课程，以培养国家在下个世纪所需要技术人才的问题”。

　　至于具体要设立“哪个方面的新专业呢？”钱老没有讲他所熟悉的机电、航天及系统科学等方面的新专业，而指出“生物技术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在该短文中，他引述了他于同年深秋给我们生物技术研究所写信的内容。钱老的短文和亲笔信一直给予我和同事们极大鼓舞和无穷力量。

　　1979年，交大访美代表团回国带来了世界最新信息，交大率先筹建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学科，但是在开始的十多年中，生命科学技术并没有在交大得到很好地发展。

　　为了生存，我们独辟蹊径，大胆地进行了生态工程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上海交大通讯》对我们的工作以“生态工程的曙光”为题进行了报道，该文被《科技导报》转载在1992年第10期上。对母校发展一直十分关心的钱老看到文章后，随即给我们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期望。1994年美国专栏记者泰特·帕莱克(TedPlafker)采访了我，对我们坚持走“教学、科研、开发”“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办学思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科学》“中国科技方针”栏目中，以“上海鼓励科技工作者投身经济发展”为题作了介绍。

　　上海交大决定不失时机地加速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1997年主动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共建了生命科学技术学院，2000年2月与上海医工院共建了药学院，2000年4月又成立了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聘请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博士任名誉主任；2005年生命学院贺林、邓子新教授同时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秋实教授被聘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第一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05年7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实现了强强联合。

　　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医学学科已覆盖了生、农、医、药及环境等众多领域，已发展成钱老十多年前所预言的“一个大的系科”。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已明确将生命医学学科和工科一起列为学校未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干学科。

　　今天重读“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不仅十分感谢钱老一直对母校的关心和对我们的激励，而且更要学习他不断进取，锐意开拓的创新精神，努力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培植绿色希望––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

黄屏

　　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是“复旦-交大-诺丁汉植物中心”设在交大的一个分部。2002年，基地打算招收20名大二、大三学生参与科学实践，没想到报名的竟达200多人。

　　这些本科生三至五人一组，每组都承担了两个转基因课题的子项目。唐克轩、赵凌侠等老师为他们指出研究方向，学生们边摸索边做。做不下去了，再求教、再看书、再实践，“导师不是给鱼，而是教你捉鱼的方法”，学生们如是说。

　　实验的过程是艰辛甚至乏味的。有的学生退缩了，但大部分坚持了下来。“有一次我连续在实验室做了20个小时，下半夜3点才回到宿舍。”植物系李嘉智同学说，“不断地重复甚至使我们养成了一些可笑的习惯动作，比如实验室有严格的消毒规定，两手绝对不能从器皿的上方经过，以至后来我们连吃饭喝汤都下意识地不让手伸到碗的上面，只从旁边伸过去舀汤。而且，男生的个人卫生也比过去讲究了许多。”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要忙得多，苦得多，但他们都相信自己正在积累着一段宝贵的经历。

　　“今天我们所学的已不是简单的传统农学，而是依托生物技术的现代农学。”魏婕是2000级食品科学系的学生，她已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已到美国特拉华大学深造，她说：“我会继续学食品微生物，今后我们国家肯定会越来越需要这方面人才。”由于拥有创新基地的实践经历，2000级14名毕业生中，就有5人直升交大、复旦或考上其他院校的研究生，魏婕、李嘉智等6人已出国留学，还有3人被海关、跨国企业等单位招聘。

　　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基地，这个富有创意的地方，正逐步成为学生“培植绿色”的梦想之地。

情系现代农业––记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唐克轩教授

徐成滋

　　“生物技术应该为民造福”上海交大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唐克轩教授这样说着，掷地有声。

　　1996年，我国还较缺乏成熟的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平台，特别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农作物遗传改良的功能基因。唐克轩于英国留学5年后，携全家回国。他主动请缨承担了这方面的国家“863”高技术研究项目。他运用转基因技术，成功地将褐飞虱和蚜虫抗性基因分别导入水稻和油菜中，提供了一条经济、安全、有效的抗虫新路。接着他又在国际上首次从半夏、石蒜、葱莲等植物中，克隆出抗虫基因。

　　唐克轩主持上海交大农业与生物学院之后，努力实现我国生物技术领域与国际的对接。他多次往返于欧美和中国，建立了一个高水平联合研究平台––“复旦-交大-诺丁汉植物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最近三年，这里承担了包括国际合作、国家“973”、“863”和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

　　为了适应上海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的转型，学院育人规格也相应转型。以前农学院主要面向基层培养应用技术型农业人才，毕业生基本都在郊县就业。现在则定位高端，走精英路线，培养精英农业和生物领域技术人才：包括培养政府机构在涉农和生物领域的决策者；农业和生物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及相关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唐克轩与全院教师一起，以“以农为本，立足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服务全国”互勉互励，为“科技兴农”出智出力。他们所建立的植物代谢工程研究平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成功地培育出长春花毛状根及植株，其中的抗癌药用物质长春花碱的含量提高了200多倍。在植物分子育种与种质创新上，他们培育了菜用大豆、“上农黑麦草”、耐热型草坪草以及黄瓜杂种一代等新品种，近3年累计推广140万亩，创效益8000万元。该院4位青年教师关于“禽流感防治对策”的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亲笔回信支持。学院还积极参与崇明岛生态建设，以“全国农业生态建设示范村”为建设目标的崇明前卫村，业已建成的黄瓜和芳香植物种植基地，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科技部领导的赞赏。

高起点创建一流药学院

刘燕刚

　　上海交通大学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决定加速生命学科的全面布局和发展，其中药学提上了日程。我们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协商，决定高起点，联合共建一流药学院。

　　上海医工院创建于1957年，目前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中国医药工业系统中历史悠久、科研实力最强的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之一。上海医工院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65人、新药评审专家12人，拥有药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2000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医工院共建的药学院正式成立。药学院院长由上海医工院院长、著名药学专家朱宝泉教授担任。经过6年的努力，学院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如SARS期间，周向军教授参加了由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的整体研究工作，最终成果2004年1月联合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SCIENCE)上；又如贾伟教授，将国际上最新的代谢组学理念应用于中医药学研究中，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王永祥教授领衔的团队，在生物技术药物的代谢和动力学研究方面也开始崭露头角，已经成为国家“十五”创新药物研究平台和上海市药物代谢中心的核心团队。

　　目前，学校正努力筹建生农医药大平台，随着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市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各项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密西根大学药学院的全面合作的形成，现代化的一流药学院必将成为百年老校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代谢组学与中医药联姻

贾伟

　　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化和网络化的系统。从系统观、信息结构、复杂性的角度，探索生命现象与疾病本质已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

　　代谢组学(Metabonomics)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研究人体代谢网络在疾病和药物作用下的变化规律，这与中医中药的哲学思想十分吻合。科研人员通过精密仪器，为人“绘制”出一张代谢网络，网络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的健康状况。

　　传统中医采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辩证施治，很难量化和标准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应用代谢组学理论则可以提高诊治的科学化、定量化，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误诊。

　　我们采用代谢组学研究，发现肾阳虚模型动物的代谢网络明显偏离正常组动物，而用温阳中药干预后，模型动物的代谢谱回归至正常范围，呈现网络修复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2005年12月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术刊物《蛋白质组学研究》杂志上，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基于整体论的“证”的研究可以和强调整体性的系统生物学方法相结合，同时也是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这种结合将把“证”的研究再次推向科学发展的前沿，成为中医现代化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代谢组学之父、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Jeremy Nicholon教授对我们的研究表示了极大兴趣，多次应邀前来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讲学，并开展合作。

　　中医热在国际上仍在升温，中医药与以代谢组学为核心的系统生物学的结合将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并可能引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之举。

在国际上率先获得表达鲑鱼降钙素的生菜，对骨质疏松有治疗功效。

谢绳武校长在Bio-X中心成立大会上讲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教授(左)在指导博士研究生。

上海交大药学院师生在云南文山三七种植教学实习基地。

国文在交大

今年屠岸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交大学文学”，的确，一个看似矛盾的题目，未免令一般的读者生出“缘木求鱼”的感觉。与此相似，去年五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给学生们作了一场题为《音乐·艺术·人生》的讲座，也提到了当初因为交通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太难，所以才舍交通大学而考入了复旦大学，虽不妨视为花絮，到底也反映了当日的一些情状。

其实南洋公学对国文的重视，肇始于创办之初，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国文的特殊重视，可能就没有南洋公学的创办。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先生（John Calvin Ferguson）先生在《南洋公学早期历史》中谈到“办学目的”：

“何梅生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堂堂，该校头等学堂总办为伍廷芳先生，总教习为丁家立博士。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学习者没有几个。这些学生是几年前由丁家立博士在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从投考北洋大学堂的考生中，经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后录取的。何先生发现，不管这些学生对其它学科掌握得有多好，但是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中文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学生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阅读与书写本国语言的文章的能力。何先生返回上海后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盛先生当时是电报公司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1]。盛先生本人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他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一所学院，只招收能够通过严格的中文考试的学生。何先生所建议开办的学校的总目的与北洋大学堂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精通中文。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堂是为对商人子弟进行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是使学生经营企业时更为得力。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给知识分子的子弟以现代学科的训练，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典雅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的文学生活的一部分。北洋大学堂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是附着在中国文化的表面的一层虚饰，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典雅的语言表述新的思想的学生，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成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的组成部分。

“盛先生深为何先生的计划所感动，并同意从中国轮船招商局每年拨款五万两银子，从电报公司每年拨款五万美元来支撑这所新的学院。”[2]

由此可见盛何二位创始人对国文的重视。为此，1898年的《南洋公学章程》特别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3]从1901年的《请设特班呈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何先生所建议的入学考试的形式的实行：“公学中院每年招考学生”“悉凭汉文取录”。[4]而在教学中的贯彻，则可以在1904年入学的校友、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回忆中得到确认：“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5]简明扼要。更重要的，这体现了民族危急的时代里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应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而这一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110年过去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不但没有改观，而且可以说更为激烈，但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在今日被国人大大地忽略了：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化时显得畏缩不前，一方面囫囵吞枣之后，并没有把西方文化置于本国固有传统中给以反思，最终势必难脱邯郸学步之讥。

交通大学校史上的的奇葩——南洋公学特班，在此值得特出强调一番。1901年特班成立的背景是“去岁变法，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于西学”，所以“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立特班”。[6]督办盛宣怀先生对特班期望“极为郑重，断非寻常可比”，对诸生的期望是“能如曾李两星”[7]。盛公竟然明言期望造就曾国藩、李鸿章式的经济人才，可见他的急切，笔者甚至有些怀疑盛公是否不及择言了。这时上院尚未开办，此前致力的是中院、外院和师范院。特班所的入学标准极高，“专收学识淹通、年力强健”[8]的学生，包括李叔同（当时改名“李广平”）、邵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时之秀。虽然特班的目的是“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课程也自然“重在西学”[9]，但就学生员的普遍较高的经史根基，而且出任特班总教习的是蔡元培先生，因此在交通大学校史上第一次（希望不是最后一次）营造了一个高雅的文人氛围。李叔同先生《金缕曲》中自谓“二十文章惊海内”，也正是指的这个时期。

1907年唐文治先生出任上海实业学校监督，直到1920年唐校长以眼疾卸任，是为南洋[10]的国学与国文的修习的极盛的阶段。

首先，注重国学与国文被明确地写入了学校的章程。

1911年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的“设学总义章”申明：“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 1913年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中的“宗旨”也提到：“本校隶属交通部为国立专门学校，教授高等工业专门学科，养成工业人才，并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与这两部章程相对照，1906年的《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则对此没有提及。[11]

唐文治校长的提倡，对国学与国文在南洋的被注重起到了关键作用。唐文治校长的孙女唐孝端女士谈道：“先祖父在办学中除重视加强学生的科技、外文学习外，还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祖国语文水平。他在接任监督的第二年（1908年），就设立国文科，同时成立国文研究大会。他亲自主持一年一度的国文研究大会（作文比赛），还定期举办演讲比赛，以推动学生的语文学习。比赛给奖的经费，都由他私人支出。每星期日上午，开设国文补习课，先祖父亲自授课，从不间断。他上课时极注重课堂效果，经常一字不差地背诵课文和注解。讲课内容有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提倡经书中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边读边讲，声若洪钟，韵味淳厚，被社会上誉为‘唐调’。1934年上海华东电气公司录制先祖父的读文唱片一套，一时流传甚广。他为学生编了一批国学教材，如《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柔大义》八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等，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之用 。交大毕业生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文理相通’是因素之一。先祖父任职时，造就出大批卓越的科技人才，也培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朱东润等。邹韬奋回忆说，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就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12]

唐文治校长注重国学，奖掖后进，流传下不少故事。著名的文学史家、后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1907年投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录取编入二年级，因家贫，知读书不易，学习勤奋。1909年朱东润参加学校举办的国文大会，作文两篇得到唐先生赏识，获一等奖。后因亲聆唐文治先生授课，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唐先生资助学费，升入中学部学习。在中学部举办的一次国文大会中，再次得到唐先生的赞赏，特意将其排第十三名。原来唐先生是仿五代和凝主贡举独爱范之文的故事，“君文合在第一，暂屈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唐先生对朱东润的希望和器重，一时传为佳话。[13]

南洋对国学与国文的重视，更强调其道德价值与实践意义。

根据官方网站的表述，“重实践”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之一。唐孝端女士也谈道：“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工科尤其重要。先祖父接任监督后的第二年，就向邮传部提出要求增加经费，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设备问题。尽管多次遇到经费困难，但在先祖父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先后建成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实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扩充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室，使学生在校内的实验和实习有了保证。1909年，铁路专科学生即开始了实地铺轨测量的校外实习。”[14]但历来强调的，只是对工科专业知识的实践。反观唐文治校长强调的“工文并重，学以致用”，所谓“文”，也是实践的科目之一。

唐校长亲自授课，其风范我们可以参照校友刘其昶先生的回忆：

“我1938年进交大读书时，唐文治先生早已不再担任交大校长，但他对交大仍有深厚的感情，经常在星期日上午到交大来讲授国学，因此我仍有幸见到这位老先生的风采和体会到他的治学精神。当时交通大学的徐家汇校舍已被日军侵占，学校被迫迁入旧法租界内震旦大学（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二处继续上课，国学讲座就在震旦大学一个可容百来人的大教室内进行，有本校学生、教工和慕名而来的外单位人员参加。我第一次参加唐先生的讲学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课铃响了，听众立刻全都肃静就座，只见一位50来岁的引路人用盲杖引着一位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的老人进了教室。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这位老人就是久仰其名的唐文治先生。我真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讲课。唐先生坐定后，那位引路人（据说也是唐先生的一位学生），先将这一课的题目和大意简单介绍一下。我记得那天所讲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原道》。接着，唐先生就把全文大声朗读一遍，但实际上他是在背诵。我国古文，素重朗读。唐先生的朗读，声音洪亮而苍劲有力，抑扬顿挫而字字铿锵，在座者均为之精神一振。对我更是大出意外，如不是亲眼目睹，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在朗读。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深深地感到唐先生对国学功力的深湛和治学的严谨。接着，唐先生就对全文作分段介绍，对于文中关键之处则更作重点讲解。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讲解后，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唐先生又将全文再大声背诵一遍。我后来又参加过几次他的国学讲座。大约因为要面向学生和各方面的来宾，所讲的大多是较通俗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原毁》、《卖柑者言》、《泷冈阡表》等。近60年过去了，我和唐先生只有几面之缘，但他这种不顾年高和失明的困难，不为名利，诲人不倦和弘扬国学的惊人毅力，仍历历如在目前。”[15]

刘先生特别提及：“我国古文的特点是既为文学作品而又常结合道德教育，《原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典型文章。唐先生的讲解充分兼顾了这二方面的阐述，使听众都感到受益匪浅。”文学教育结合道德教育，也在唐校长的考虑之中。如果仅仅把中国文学的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待，无论如何是不全面的。在唐校长的理念中，中国文学以及儒家道德的修养乃是人人所必备，学生不论其出身、专业、以及将来要服务的部门，都应当是中国文学的欣赏者与写作者，应当是儒家道德的认同者与实践者，这是中国人最底线的交流平台、共同的价值体系与话语系统。国难之际唐校长言为世则，行为士范，今日读来，也令人感佩不已。

南洋的重视国学与国文，不仅有唐校长的提倡与老师们的教导，而且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同。《南洋》第1期所载的1915年陈容先生所作《南洋公学之精神》中，也把“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与“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并列而为三大校风。1917年邹韬奋先生在南洋求学时所作的《论本校学风》则称：“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16]

唐文治校长从交通大学卸任后，南洋的国学与国文教学曾经一度废弛（“本校在唐蔚芝先生长校时，每年向有国文大会之举，以为提倡国学之助。后以改组大学，功课加深，大会遂废而不举。”[17]即为表现之一。），但有远见的校长们无一不致力于加强。1925年凌鸿勋校长“鉴于年来毕业学生离校后多感文学浅肤之苦，特照大会之旨趣，略改比赛之方法”[18]，重启国文比赛。在日常教学方面，查1923年12月的《大学各科教授担任各级科目及钟点一览表》[19]，载明：工科一年级每周需要上四小时的国文，管理科则需要上两个学年，一、二年级每周皆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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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电报局总办，招商局会办。

[2]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内中多有笔者改译之处。

[3] 同上。

[4] 同上。

[5]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

[6] 《请设特班呈文》，载于尾注2。

[7]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于尾注2。

[8] 《批复南洋公学设立特班》，载于尾注2。

[9] 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载于尾注2。另，丰子恺先生所作《怀李叔同先生》中提到：“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

[10] 本校校名曾多次更改，为行文方便，不论当时其名为何，本文有时皆以“南洋”代之。而且这应当也不是笔者的首创，南洋校友、后来的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先生曾撰文说：“南洋公学后来改了许多名称，叫过‘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叫过‘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叫过‘交通大学’、‘南洋大学’。但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都喜欢叫它南洋。有了校友会，就叫‘南洋公学校友会’。”见《南洋公学和南洋模范中学》，载于尾注2。

[11] 同2。

[12] 唐孝端《唐文治与交通大学》。

[13] 高俊源，见江苏文学艺术http://www.jswyw.com/yitanxieying/
essjjswhmr/183959872.shtml。

[14] 同12。

[15] 刘其昶《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诒先生》。

[16] 同2。

[17] 1925年《举行国文比赛之公布（公告）》，载于尾注2。

[18] 同上。

[19] 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