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1996-2006年主要学术数据变化情况一览

　　1996年我校百年校庆以来的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学校的各项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在国家和上海市的重点支持下，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进一步汇聚，学科布局进一步完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类学术指标在全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下是我校1996-2006年主要学术数据变化情况一览，这些数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校最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轨迹。

1996-2005年在校本科生人数变化

1996-2005年在校研究生人数变化

1996-2005年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变化

1998-2005年专利申请数变化

1996-2004年SCI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EI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ISTP论文数变化

1996-2004年国内核心期刊论文数变化

1996-2005年拨入科研经费变化

邹韬奋

　　１８９５年，邹韬奋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那一年，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年。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都贯穿着“抗日”两个字。１９１２年，邹韬奋１７岁时，进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读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而少年邹韬奋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实在是缺乏兴趣，他对课外阅读兴趣浓厚，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新闻工作者。１９１９年，邹韬奋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１９２１年邹韬奋在拍完毕业时的“学士照”后，又赊账做了一套西装，才得以参加毕业典礼。在上海求学期间，因为家境贫寒，邹韬奋不得不做家庭教师，筹措学费。１９２６年，邹韬奋正式主持《生活》周刊，开始了他的新闻编辑、出版生涯。当时连邹韬奋在内，只有三个人负责刊物的编辑、发行、广告等一切事务。

　　１９２６年的邹韬奋无疑是幸运的。这年１月，他与沈粹缜女士结婚。邹韬奋的妻子沈粹缜学美术出身，婚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抚养孩子，打理家务，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从那时起，在妻子的关心、支持下，他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长子邹家华也是在１９２６年出生的。在邹韬奋接手之前，《生活》周刊只是当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一个教育类刊物。邹韬奋担任主编后，逐渐地把《生活》周刊改变为社会时事类刊物，全方位地报道和评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就是本刊替民众里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这就是邹韬奋对《生活》周刊读者对象、刊物宗旨的思考。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又转向全面的抗日宣传。在他的文字里，既有军民抗战的消息，又有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更有对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这样，《生活》周刊从最初的几千份发行量，到后来的几万份、十几万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１９２８年开始，邹韬奋正式用“韬奋”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方面要韬光养晦，一方面要奋斗。在无边的黑夜里，邹韬奋这个名字，连同《生活》周刊一起，在千万读者中广为流传。　　

　　“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在抗日的炮火硝烟中，邹韬奋作为一个爱国者，思想逐渐成熟起来。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

　　邹韬奋的好友胡愈之曾这样说过——《生活》周刊原来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刊物，蒋介石国民党是不注意的。它在宣传反蒋抗日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有广大的读者。

　　就是在它的宣传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１９３３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

邹韬奋论本校学风(节录)邹恩润 (邹韬奋)

(1917年4月)

(上略)吾工业专门学校者，吾中华新学之先锋，而优秀人才之渊源也。树东南之风气，震声誉于环球。有政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实业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教育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文学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发明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运动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名画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有小说家出于吾校者乎?曰：有。乃至有震古铄今之名将，苦战疆场，百折不回，不惜以身殉，而为吾国民争回临危之共和，争回已亡之人格，出于吾校者乎?曰：亦有。猗与盛哉!吾工业专门学校。虽然，距今二十载前，吾校呱呱堕地之日，为吾中华学界生一宁馨儿，而当时科举之习未尽，国人风气未开，有若欧阳母之言曰：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也。今天父母之劬劳以训育其子也。含辛茹苦，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一旦行冠礼，聚宗族亲戚欢呼庆祝。为亲者，回顾其子必有喜极而涕者矣。今也，吾新学先锋人才渊源之工业专门学校，亦行冠礼矣，亦将聚吾国中父老兄弟姊妹欢呼庆祝矣。恩润无尚荣幸得躬与厥盛，而回顾吾校，万感咸集，不禁喜极而涕也。吾知吾师友、吾国民亦以为无上荣幸，得共观厥盛而回顾吾校，亦万感咸集不禁喜极而涕也。夫人行冠礼何为也?曰：示成人也。成人之责任与未成人者较不可同日语矣。行冠礼者使子弟有所自觉而警醒也。故吾以为吾校行冠礼矣，而吾同学亦当有所自觉而警醒也。吾于是欲言吾感想，以自觉而警醒焉。且望吾同学亦以自觉而警醒焉。且望吾全国学界皆各以自觉而警醒焉。梁仁公先生尝谓吾校为吾国学校中之最有历史、最有名誉者。恩润以谓吾校之学风亦可为吾国学校中之最可钦仰、最可爱慕者。以恩润平日所感触，谓吾校风有三不可及。一曰：吾同学皆知自尊其人格而同时且知力尊他人之人格。二曰：吾同学皆知勤奋学问而同时且极敬重他人之勤奋学问者。三曰：吾同学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且知敬重他人俭朴，而惟学是务者，吾同学以此似庸行无足奇乎?人格为为人之基，勤奋为成功之诀，俭朴为立身之本，而吾校风皆具此而吾同学皆行所无事以自淑其身，此吾侪所当自省而保存光大之者也。此全国学校所当闻风兴起而共效法者也。(下略) (节录自“对吾校廿周纪念之感言”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1卷1期) 

与时俱进 勇于探索的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1878年诞生于今上海市川沙县。是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立志教育救国，积极从事教育改革，竭尽全力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对中国近现代学制的演变，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立志教育教国

　　黄炎培23岁（1901年）考进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受教于蔡元培，深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与黄炎培自幼长期接受的传统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他开始接触到新的教育思想，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师生二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因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并引发学潮，学校被解散。

　　在蔡元培的启发引导下，黄炎培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回到故乡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通过办学堂，唤醒民众，拯救中国，这种信念始终贯穿在他的教育实践中。黄炎培认为，要使国富民强，就必须使学生改变旧“文人”孱弱的形象，具有健康的体魄。因此，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训练。他在川沙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了体育课．这在20世纪初的学校教育中是罕见的，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和家长的非议。黄炎培不仅重言传，而且以身作则，坚持和学生们一起积极锻炼，从而打消了学生家长对体育课的顾虑。与此同时，黄炎培还组织一批学者走出校门，到各县的大集镇举办演讲会，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国家的前途所面临的危险，以唤起民众，挽救祖国危亡。听众人山人海，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与仇恨。1903年6月，黄炎培遭清政府逮捕入狱，被判处极刑，后获救流亡日本。这场劫难使黄炎培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国富民强的障碍。回国后，他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反清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并在上海先后创办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一面致力于教育教学工作，一面以教育活动为掩护，从事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

　　探索教育改革之路

　　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教育的落后状况，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在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期间，他大力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实业学校。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黄炎培深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为了寻求批判封建教育的思想武器，黄炎培大量研读各种西方教育学说，结合我国教育实际进行反复思考。1913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黄炎培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

　　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后，黄炎培愤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又两次拒绝北洋政府让他做教育总长的任命。他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考察，黄炎培对旧教育的弊病，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并认识到教育与职业和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是造成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倡导抽象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小学教育的改革，是难以尽快奏效的，必须另辟蹊径，即提倡具体的职业教育，加强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开始在黄炎培的脑海中萌发。

　　1915年、1917年，黄炎培先后两次赴美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教育考察，在考察期间，黄炎培亲眼看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带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景象；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民风习俗相近，由于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实施职业教育，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由于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面貌，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成国富民强的国家。通过对外职业教育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增加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信心。他终于找到了教育改革的新路——职业教育。

黄炎培在延安

黄炎培故居

　　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

　　黄炎培先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并主张：“智育，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技能，强调一切教育须具有实用价值；德育，宣归于实践；体育，求便于运用。”由此，便萌发和孕育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于是，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主义的根本在职业教育。”

　　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从实用主义教育脱胎而来的。他的职业教育立足于中国的本土，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目地在于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求中国之国富民强。所以，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绝不是简单地模仿外国模式，而是本着中国国情，自尊自立，勇于吸收，择善而用，经过改造和消化，熔“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于一炉，具有中国特色。

　　黄炎培先生于1917年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他明确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经过推广和实践，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了。该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他首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作为推行职业教育的实验基地，他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研究、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他开办职业补习学校和职业指导所，帮助失学失业青年补习文化、训练技能和介绍工作；提高在职工人、店员及公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他在城市推行职业教育的同时，还开辟乡村改进实验区，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设立农民补习学校、民众夜校、家庭妇女认字班，发动农民开展教育、筑路、公共卫生、文娱活动、劝学识字等活动，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但事与愿违，在那样的社会里，职业教育是救不了中国的，原因是国难日益深重。于是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郑重宣告：“本社以后应参加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从而进一步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使命。按照“大职教主义”，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着手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在昆山、镇江、上海等地开办了农村改进实验区，并创办了评时论政的杂志《生活》周刊。

　　“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与上海市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文化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同时与职业教育社同仁又创办了《救国通讯》，以鼓吹抗日救国斗争。赋予职业教育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新意，不仅增强了人民的抗日信心，振奋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分子。“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他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大业，团结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从单纯的职业教育救国，走到“大职业教育主义”，而步入政治舞台，形成一政治力量世称“职教派”，他在国民参政会中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与其他三党三派领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配合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出力。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三党三派领导人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被推选为“同盟”第一任中央主席。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抗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团结民族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筹组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带领会员和其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家，反对内战，积极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他以党派领袖的身份，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的制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并努力在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职业教育事业，拓宽职业教育新领域，即开展伤残人服务教育工作，力图用职业教育来解决伤残者教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身居高位，仍对业余教育、函授教育付出巨大的心血，并深信，在新中国，职业教育将获得新的生命。

　　黄炎培密切注意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独到职业教育理论。他主张：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最终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是社会化、科学化；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是敬业乐群。

　　黄炎培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行的职业教育，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传统教育的新要求，无疑是进步的。周恩来说过：“黄炎培是进步分子。”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了黄炎培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对光明与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以及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与时俱进、勇于探索的一生。

　　1965年12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译书院走出的出版界元老张元济

简介：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应盛宣怀邀，进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工作约3年，期间因公学总理何嗣焜病故于任上，遂应聘为公学代总理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约半年。后因与公学洋监院福开森意见不合而辞去总理职专管译书院工作。1959年病逝。张元济先生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和《涉园序跋集录》等。

出生藏书世家 终生不解“书缘”

　　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其六世祖张宗松等即以涉园藏书闻名，后递传至道光年间，因战乱敌佚。张元济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世遗业之志”。经多年寻访，共搜集到原涉园藏书和刻书104种。1941年与叶景葵等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分别捐赠和寄藏这部分藏书以及他搜集到的嘉兴先哲遗书、海盐先哲遗书共935种。

　　1897年他在北京办通艺学堂，设书报借阅处，取名图书馆，留下现存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书面记录，其图书馆章程也为目前国内有关免费公开阅览和外界图书的最早记录。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时，为了保存、流传祖国的文化遗产和编泽工作的需要，不遗余力多方访求图书。1906年起陆续收入大批古籍，建立了藏书室，1908年命名为涵芬楼，1926年又扩充收藏建成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仍作为其善本书库单独存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该馆遭日军轰炸，除另藏于他处的精500多种得以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毁。

　　张元济一贯热心搜集、保存、流传祖国的文化遗产。早在清末缪荃孙任江南图书馆馆长时(1907～1908)，他就曾向缪荃孙建议公立图书馆宜收集蕾本，以杜外流。1913年，当他得知北京发现的8册《永乐大典》有3册为外人购去时，急电北京友人，竭力设法截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协助郑振铎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抢救古籍1949年以后，张元济的夙愿得以实现。1951年经他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将涵芬楼烬余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其余善本全部由文化部收购，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1953年合众图书馆也捐献给政府。至此，张元济多年搜集、保存的珍贵文献全部归公，得到妥善地保管和利用。张元济精于目录、版本和校勘之学，他主编影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经过精心选择，详细校勘，所写题跋细密详实(见丛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已出版《校史随笔》(1938)、《涉园序跋集录(1957)。所编书目出版的有《宝礼堂宋本书录》(1939)、《涵芬楼烬余书录》(1951)。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张元济著作尚有《张元济诗文》(1986)、《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1981)、《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等。1985年，浙江海盐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张元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将县图书馆扩建，命名为“张元济图书馆”。

“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之争

　　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话说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学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

　　l9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呼吁废科举办学校，出现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潮流。至1905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才正式开始有教科书之名。在这以前一些塾师在教课之余也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向社会发行。但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组织，及有实力的出版单位的支持，大多质量粗糙不成体系。自1901年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由张元济、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庄俞等名家及专门人才参加的编写班子，开创了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

　　1906年清廷学部制订学制，张元济奉军机大臣瞿鸿禨(曾任浙江学政，为张元济之“受知师”)之命，赴京帮助起草章程。这使他对新学制有深入的了解，遂能将教科书按照学制的要求，分成初小、高小、中学三类，编著各级各科的教科书，还附有教授法书相配套。

　　张元济工作作风审慎周密。在一课题初定之后，往往同时有数人编写，然后择优反复修改才定稿。短短一篇文字，往往化几天时间。从1902年起编，经数年努力，至1904年《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才问世。1906年完成2—10册，第二年又出版《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全套8册，商务教科书风行全国，经营数十年。可以说50多年前就读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过商务的课本的，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所编教材在帝制时代仍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当时清朝的办学宗旨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四书五经仍被规定为必修课。而张元济的意见是，先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非幼童所能解悟，读经不宜于启蒙教育。他以“勿滥读经书”为由，巧妙地避开清王朝对课程的种种限制，致使教科书没有忠君的内容，而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却得到一定的展示，因而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为大多数学校采用。

　　然而张元济作为清末进士，毕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而是主张“君民一体”，在宪政下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不相信革命会很快成功，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时，商务的印有黄龙旗封面的教科书已无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张元济措手不及。

　　而这时陆费逵正起而代之，他成立了中华书局，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全新“中华教科书”，独占了1912年春季开学的全部教科书市场。陆费逵原任商务出版部部长，主编《教育杂志》，他预计到革命即将成功，私下召集商务同人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及其三弟陆费叔辰，日夜赶编民国教材，又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秘密印刷。陆费逵之所以能这样做决非偶然，他早在1904年就与革命派刘静庵、廖仲恺交往，参加创办武昌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后又加入同盟会，接着由政治转入文化教育事业，这些都使得陆费逵能拿出从事革命活动的勇气和魄力投入新教材的出版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之1912年1月1日，于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日，打出“中华书局”的旗帜，出版封面印有五色新国旗，适合民国需要的《新编中华教科书》，一炮打响。半年后商务重振旗鼓，出版《共和国新编教科书》。接着中华书局又编出“新制”、“新编”教科书两种，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女子师范等各门类教科书，出现商务、中华互为犄角称雄出版界的局面。

　　以后商务和中华在辞书、杂志、丛书、古籍的出版上展开了全面的竞赛。

考文献爱旧邦 出版《四库全书》

　　张元济在商务曾为整理出版及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他说过“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他一方面感到欧风美雨的浸淫下，民族精神的丧失，又看到自咸丰、同治以来国内战争的破坏，古籍毁失甚多，再不抢救，祖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将遭涅没。张元济首先影印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四部丛刊》。我国古代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凡为国家收藏者为“四库”，“四部”、“四库”都为我国古籍之总汇。《四库全书》首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国家组织大量力量收集明代《永乐大典》以外之散篇遗籍而成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张元济为收集古籍，于1904年始设涵芬楼，作为商务的藏书馆，1924年又建大楼改名东方图书馆。刊印《四部丛刊》是1919年旅欧回国的叶恭绰动议的，先于1922年出版，后又出续编、三编。这期间正逢1932年日本侵华的“1．28”事变，设在上海宝山路的商务总厂及对面的东方图书馆被炸。张元济化了30年苦苦搜集的30多万册珍贵图书毁于一旦，给出版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他激愤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加紧工作。《四部丛刊》于1934年出齐，计11921卷、3112册。对于重出《四库全书》，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亦情有独钟，因其太高祖是这套全书的总校官，书成后在嘉兴角里街建房藏四库的副本，然于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陆费逵每读《四库总目》及记载先祖编校《四库全书》业迹的家谱，均“辄心向往之”，遂于1934年出版《四部备要》。中华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用聚珍宋版重新校对排印，《四部备要》在这方面又优于商务的影印本。此外还有商务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中华出版《影印宋版二十四史》及重印清代《古今图书集成》。

君子不党

　　有人根据张元济一生不曾参加任何政党和组织，认为“君子不党”是张元济一生遵守的处世原则。

　　早在戊戍百日维新之前，张元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被维新官员翰林院侍读学土徐致靖以“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相推荐，与康有为同日被光绪皇帝召见，参与变法。可是张元济认为“余与长素(康有为)政见不尽相合”。他认为“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没有一批维新的官吏及近代管理人才，“新政”无从谈起。特别是他看不惯康有为虚张声势的急进姿态，及百日维新中天天下新诏令这种漫无步骤又操之过急的做法，他在给光绪上的奏折中说：“虽曰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凡行事有一定秩序，非预为布置。握要以图。”此外张元济不能容忍维新人士道德上的缺陷。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论维新人士的个人品质，他认为谭嗣同、杨深秀“卓厉敢死”，无可挑剔；而林旭轻薄“佻达”，杨锐“颇圆滑知利害”。在维新人士炙手可热时，巴结他们，向他们馈赠以求高升的不少，而杨锐特别热衷于此，“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张元济自然离他们而远去。虽然张在某些方面与章的看法不同，如林旭，张在与之接触中，感到他“绝无浮嚣气”。而对康有为的为人处事颇为反感，他在听了康有为在成立保国会时的演讲后，就对汪大燮说：“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这个看法自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可是他说起康有为在刻书时，“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学，而康字必大余字数倍”，以自夸炫耀，却是有根据的。因此在维新变法中，张元济不去依附康有为，不入康党，是公认的事实。在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是这样概括评价康有为的：“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其实“君子不党”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了保持社会的整体和谐。不能容许为谋私利而内争，而应讲求仁义礼让，处事公道，我们通过对张元济道德人格的剖析，可以了解中国一代开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及人格特征，也可以对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浙北嘉兴一带的文化氛围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张元济对道德人格尤为看重，必然将道德高低作为衡量康有为及其他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

　　变法失败，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他决心不入仕途，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出版扶助教育为己任。先后有清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邀他到邮传部任职，军机大臣瞿鸿禨保荐他出任学部左参议，民国初年袁世凯授意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均被他谢绝了。在他建国后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所述，“一九0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提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他为坚过道德人格，不愿介入肮脏的官僚政治。“君子不党”这种对政治斗争的超脱态度，自然反映一名清末进土的内心高傲，然而他主张的“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又包含了他把国家、民族作为整体认识的合理内涵。

与胡适为邻

胡适寓所的马路斜对面（40号）。住着商务印书馆经理、出版学家张元济，当时胡、张“时相过从”。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就初露头角，引起了比他大20多岁的张元济的注意。1921年，张元济欲聘胡适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 虽然因胡适不愿离开北大而未果，但他仍推荐昔日老师王云五以替代。这回。胡适与张元济成了近邻，就常拜访张元济。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回忆，那时，张元济的家乡海盐出产名贵水果榫李，初夏果熟，亲戚寄来后，张元济赠几枚与胡适，教以如何吃法，“食法揭去少许，启小孔，吮其汁，可一吸而尽”。张家后院辟有荷花池，结了莲子，张元济就会叫园丁折下数支送至胡寓。

学贯中西 情系两岸的汪道涵

汪道涵

汪辜流芳

　　汪道涵不仅是个老革命家、教授、博士、“超级书迷”，还是我国政界知识渊博的学者型领导，而且喜欢欣赏外国古典音乐、下围棋、赏墨宝，尤其酷爱祖国的传统京剧。

　　父亲加入同盟会

　　汪道涵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明光镇，其父汪树德为清末秀才，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汪道涵是家中长子，18岁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专业。当时，正值国难当头，他积极参加上海学潮，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道涵带着父母子女赴延安投身革命，传为佳话。

　　65岁出任上海第五任市长

　　1981年4月，汪道涵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如果从1949年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算起，汪道涵是第五任上海市长；若追溯至1927年上海建市设第一任市长算起，则他是第十四任市长了。他不仅是九任大学生(或留学生)市长之一，还是两任获得博士学位的市长之一，足见他的文化素质之高和渊博学识之深。他接任上海市长时已经是65岁，是历任上海市长中最年长者。任职5年期间，他多智谋，富韬略，人情练达，作风开放，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对上海的工业布局、产品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他为提高上海国际知名度，同世界许多大都市结成了友好城市。他是一位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为人和蔼可亲，人们赞美他是“永远微笑着的学者”。1987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多次向国家领导人“游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计划。因此，上海建设能有今天的出色成就，人民不会忘记汪道涵的功绩。

　　西装革履逛书店

　　汪道涵是个十足的“书迷”，许多上海市民常常能在书店里看到他的身影。他总是一身西装革履，银发光亮整齐。他常对人说：“读书就是生活。”因此逛书店是他的最大嗜好，甚至出国访问也要抽空跑书店，每月购买的大堆书籍中，从经济理论、科技专著到文学评论、史学美术、名人传略，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在办公室，他像是坐在书海里，回到家中，则是睡在书堆里，从堆满床头的书籍中，拿出一册看看，往往到凌晨还不忍释卷。国外出什么好书，他知道后就要设法买到，如美国畅销书《MBA速成课程》，他看后认为对中国的厂长、经理、经济工作者大有裨益，便推荐给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又如英国一作家的长篇巨著《上海》，揭露旧中国上海滩上英美法日各国的侵略争夺和青帮、红帮的横行丑恶，他就推荐给上海“求知书刊”社翻译出版，还亲自为该书题写中文书名。他还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其毛笔字遒劲有力，自成一体，深受海内外人士的赞赏。

　　病榻之上仍嗜书如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汪道涵先后担任过不同角色的党政军职务，政治履历和行政阅历相当丰富。改革开放之后，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1991年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76岁的汪道涵出任会长。

　　汪道涵学贯中西通博古今。1985年，他获得了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多所名校的兼职教授，分别主讲过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课程。

　　汪老嗜书如命是出了名的，没有书就没法过日子，只要能站起来就要去书店，这就是汪老和书的关系。

　　去世前三天，汪老还亲自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列了一张书单：《问学集》、《勃艮第与文艺复兴》、《全球银行学》、《多元化金融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汪老涉猎之广、知识之渊博，由此可见一斑。

　　汪辜流芳

　　1993年4月29日，新加坡海皇大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汪辜会谈”的最后一项议程在此进行。

　　上午10时40分，辜振甫和汪道涵同时进入会场。二老先是走到签字台前互相致意，两位先生的夫人及海协与海基会出席人员依序分排坐定；然后，两位先生郑重地在协议上逐一署下自己的姓名；在签署前两项协议后，双方互换位置继续签署另外两项协议；10时52分，四项协议签署完毕，两位先生举杯同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虽然“汪辜会谈”的成果后来被李登辉蓄意破坏，但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及推动下，汪辜两人还是得以在上海举行了“汪辜会晤”。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辜振甫应邀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再度聚首，除两岸政治对话外，也有温馨的家庭式茶叙。

　　1998年10月15日下午，上海新锦江大酒店四楼白玉兰厅。汪辜两位老先生均身着深色西服，显得清癯健朗，一边悠闲品茗，一边亲切交谈。远远望去，他们相谈甚欢，并不时地用手势加强语气。两位夫人当天的着装也格外醒目：汪夫人是宝石蓝套裙，辜夫人则是一袭大红旗袍，她们在茶几旁轻声地细话家常。

　　1945年离开上海时年仅28岁的辜振甫先生，此时已是耄耋之年。他感慨地说：“53年后旧地重游，感触至再。见到上海今天的荣景十分高兴。”

　　辜老是在谈笑间完成了邀请汪老隔年到台湾访问的任务。只是以汪辜二老之间相互的坦诚以待与君子性格，大概不会料到李登辉会在汪道涵往访之前抛出“两国论”，破坏了两岸会谈和政治对话，也阻挠了汪道涵访台。此遗憾当然是汪辜二老耿耿此生难以释怀的。

　　在李登辉“两国论”与继之而起的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阴霾之下，汪辜二老海峡两隔。

　　比汪老年幼两岁的辜振甫先生，于2005年1月3日在台北病逝。汪道涵先生的个人代表、海协副会长孙亚夫和秘书长李亚飞于2月1日前往吊唁，并转交汪道涵信函给辜严倬云。信中句句凝咽，语语清泪：

　　“惊悉振甫先生遽归道山，哲人其萎，增我悲思。……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斯人斯语，言犹在耳；斯志斯事，历历在目。汪老痛悼辜老的唁电，又何尝不是汪老自己长年以来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未能踏上宝岛台湾这块热土之遗憾，终成汪老未竟之遗志。

　　汪辜都是“超级京剧迷”

　　汪道涵有着广泛的爱好，除喜欢听外国古典乐曲、下围棋、赏墨宝外，尤其酷爱祖国的传统京剧，曾在工作之余的许多场合唱过京剧，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推崇国粹之精神令人赞佩。在“汪辜会谈”的两次接触中，他对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爱好京剧流派的情况了如指掌，与之结下京剧情缘。1993年在新加坡第一次握手会谈时，二老一上来就先聊了半小时京剧；1998年在上海第二次握手会谈时，京剧行家的汪老对招待辜老所安排的京戏剧目，一一进行细心推敲。他们一面看戏，一面交头品析，三言两语交换着对折子剧目与演出的看法。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认识，使得二老能有更多的心灵语言交流，如果说白天二人更多的是谈两岸问题，那么晚上更多的是有关京剧的私人会晤，以致辜老激动地说，他希望不久能在台北与汪老一起再次观看京戏。

　　汪道涵上海的家中，存放着前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寄来的一盘盘录像，这是辜老自己所演绎的京剧名段。如今两位老人都先后离去，留下了许多私交轶事。

　　辜振甫热爱京剧众所皆知，汪道涵也是个地道的戏迷。但这两位“京剧知音”相隔天涯，不知何时才能再次会面，所以辜老便把自己感到满意的一段段票戏拍摄成了录像，然后从台湾寄到了汪道涵上海的家中。其实，汪辜二老的京剧之缘，还不止于此。据了解，两人均欣然接受了同一个民间京剧协会的邀请，担任名誉顾问。这样一来，更方便了彼此在京剧方面的探讨，加深了互相的私交。

　　今年1月初辜振甫先生逝世之后，汪道涵的沉痛不仅是对老友的哀悼，更是对历史的感慨。在给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女士的唁电里，汪道涵也表达了中肯的评价：“振甫先生致力于两岸关系凡一十四年，夙慕屈平词赋，常怀国家统一，私志公义，每与道涵相契。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天若有情，亦有憾焉。”

　　有生之年未踏上台湾

　　汪老的离去是两岸关系史上的重大损失，“汪辜会谈”已然成为绝唱，但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会停步。

　　汪老驾鹤时，如果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终生未曾踏上祖国宝岛台湾。汪老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去台湾看一看，希望以亲人的身份，看望台湾同胞。他并为赴台做出过很多的努力。

　　据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辜振甫的盛情邀请下，汪道涵曾一度计划赴台参访，行程界定为温馨的“探亲之旅”，但受到台湾当局阻挠没有成行。

　　“汪老走了，但两岸关系不会停步”，值得告慰汪辜二老在天之灵的是，今年四月至五月间，中国国民党、亲民党以高规格访问团赴大陆，两岸关系的发展首次提升为“党与党之间”的对谈，汪老还亲自抱病会见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见证了今年春夏之交两岸关系的可喜情形。

　　在1989年江泽民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已经退休的汪道涵赠给他一幅林则徐的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也是汪道涵先生一生尤其是他晚年生涯的一种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