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院士

　　吴文俊， 1919 年出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 1949 年获法国 Strassbourg 大学博士学位， 1957 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1 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研究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并有许多重要应用。他创立的 “ 吴文俊方法 ” 在国际机器证明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广泛的重要的应用价值。1991 年，吴文俊任国家科委攀登项目“机器证明及其应用”首席科学家。从1956年到1997年，他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国际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等。

　　许多研究数学的人知道，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中科院院士吴文俊的算法。然而，对于吴文俊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杰出作用和崇高风范，人们了解得还不多。

　　八十一岁的学生

　　每逢星期四下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均开一个讨论班。这个自由、开放的学术活动形式是吴文俊院士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所有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每次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至今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记者前一段到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采访吴文俊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四。下午三点，吴文俊准时走进了教室，坐在第一排。参加讨论班的人都知道他会来，对他的出现没有一点意外。他的学生、系统科学所副研究员李子明说，十多年来只要吴先生不出差在外，就肯定会参加。这次主讲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吴可研究员，他向大家介绍了难解的 “ 杨 – 巴斯方程 ” 后，讨论班成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吴文俊一直认真地听着，谁发言他就把脸转向谁，竭力了解每个人随时迸发出来的想法。他的头发早已全白，但气色非常好。讨论班结束后，记者就从当天的问题入手与吴文俊交谈。

　　“ 其实今天的难题我听不懂。” 吴文俊谦逊地说， “我到现在还胡里胡涂的，但越是不懂的你越要听，要学习，要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否则科研就做不下去了。”

　　“ 您已经八十一岁了，还有做学生的兴趣吗？”

　　“ 科研是永远做不完的。数学的难题有很多，简直是越来越多。坚持做科研可能是中国科学家的特点，中国科学家后劲很足，年轻时做科研，六七十岁后仍在做科研，甚至八十岁后还在做。华罗庚先生是一个榜样，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也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研究。我得向他们学习。” 吴文俊回答问题非常快。

　　一个勇于创新的人

　　在与吴文俊见面前，记者事先采访过一些他带过的学生和他的同事。数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李福安说：“ 吴先生一直是数学研究院科研工作者的榜样，是中国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热衷于数学研究，从未间断，并且时常有自己的创新。这些成果的取得不是偶然的，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之外，他那种不计较名利、不惧怕艰辛的精神，正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所缺少的。我们缺少的不是一般的学术骨干，不是一般的学术带头人，最缺少的就是吴先生这样的战略科学家。他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吴文俊培养的博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卓军说： “ 作为一个学术大家，他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但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非常勤奋，非常刻苦；二是他非常放得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心胸宽广豁达，不受私利困扰。另外，吴先生是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一直以振兴中国的数学为己任，这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影响不是用几个字就能形容的。吴先生重视每个学生创造性的发展，他一直对我们说，学生不能被自己的导师所淹没，学生当然要学习、发扬老师的某一部分，但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学习其他老师的长处，这样才可能有创造性。 ”

　　“ 吴先生的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一是创新性，另外一个是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做拓扑研究的时候，拓扑学刚刚从艰难迟缓的发展走向突飞猛进，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拓扑的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在 1976 年以后从事的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他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同时他的研究受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中国传统数学是构造性、算法性的，与西方的公理体系不大一样，有自己的特点。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很多数学定理的证明，或者说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将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大大节省人的脑力劳动，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场面上去考虑数学问题。这是吴先生的创新之处。 ” 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数学机械化中心主任、 973 计划 “ 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 ” 首席科学家高小山这样说。

　　一个永不满足的人

　　吴文俊对现在的成果并不满足。从数学机械化研究来说，他觉得现在做的很多证明还是个案。他说： “ 一些人使用我的方法，用计算机花几千个小时，仅仅证明出一两个定理。这只能称为个案，并没有节省脑力劳动。要做到成千上万个定理，用一个算法，用一个程序，就把它证明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机器证明定理，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只能说是开了个头，还局限于初等几何方面，而数学各个领域都有定理证明，穷论有穷论的定理证明，数论有数论的定理证明，拓扑有拓扑的定理证明，这些用初等几何的定理证明方法是套不了的，必须继续研究，真正的关卡在后面。 ” 　　七十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 HP-1000 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五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七点种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也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连自己 60 岁的生日也没有记住，更别说老伴和孩子们的生日了。

　　一个成就辉煌的人

　　这些努力和勤奋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终于结出了硕果。吴文俊从 40 年代起从事代数拓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示性类与吴示嵌类的引入和吴公式的建立，并有许多重要应用，被编入许多名著。数学界公认，在拓扑学的研究中，吴文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的工作的影响下，研究拓扑学的 “ 武器库 ” 得以形成，极大地推进了拓扑学的发展。

　　拓扑学主要研究几何形体的连续性，是许多数学分支的重要基础，被认为是现代数学的两个支柱之一。示性类是刻画流形与纤维丛的基本不变量。四十年代示性类研究处在起步阶段，瑞士的斯蒂费、美国的怀特奈、苏联的庞特里亚金和中国的陈省身先生等著名科学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引入示性类的概念，大都是描述性的。吴文俊将示性类概念从繁化简，从难变易，引入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方法被称为 “ 吴示性类 ” 和 “ 吴公式 ” 。公式给出了各种示性类之间的关系与计算方法，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应用，使有关示性类理论成为拓扑学中完美的一章。

　　此后，他继续进行代数拓扑学示嵌类方面的研究，独创性地发现了新的拓扑不变量，其中关于多面体的嵌入和浸入方面的成果，至今仍居世界领先地位，被国际数学界称为 “ 吴示嵌类 ” 。 1958 年，吴文俊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作示嵌类方面的报告。这在数学界被认为是很高的荣誉。数学家大会每 4 年举办一次，被邀请报告的工作是相关领域 4 年中最突出的成果。

　　五十年代，拓扑学主导了数学科学的发展，被称为现代数学的女王。正是吴文俊和同时代的几位著名数学家的共同工作，推动了拓扑学蓬勃发展，使之成为数学科学的主流之一。吴文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曾获 195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57 年，吴文俊 38 岁时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七十年代，吴文俊开始花大力气研读中国数学史。他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数学家，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数学应当怎样发展？他终于在中国古代数学中获得启发。中国古代数学曾经获得高度的发展，直到 14 世纪，在许多数学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数学强国。但是，西方一些数学史家却忽略这一点，不了解也不承认中国数学的光辉成就，将其排斥于 “ 数学主流 ” 之外。吴文俊对此作了正本清源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传统数学注意解方程，在代数学、几何学、极限概念等方面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系统的理论。中国传统数学强调构造性、算法化，注意解决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提出的各类问题，往往把得到的结论以各种原理的形式予以表述。吴文俊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思想，概括为机械化思想，指出它是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吴文俊到计算机工厂劳动，有机会接触计算机，切身体会到了计算机的巨大威力，敏锐地觉察到计算机的极大发展潜能。 1976 年底，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他形成了一个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的思想。经过几个月的试验，终于在 1977 年的春节前成功地用这一思想证明了一些定理。 1986 年，吴文俊第二次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介绍这一发现。

　　这一研究开创了机器定理证明的时代，国际上称为 “ 吴文俊方法 ” 和 “ 吴消元法 ” ，实现了初级几何与微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抓住了数学机械化研究的核心，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创新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实现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提出的以机器代替人脑来促进数学研究与思维方式、方法的变革迈出了一大步。八十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我国中央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 “ 第一流的 ” ， “ 独自使中国在该领域走上了世界领导的岗位 ” 。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 “ 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 ”

　　吴文俊还特别重视数学机械化的应用。在他的影响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对 “ 吴方法 ” 和 “ 吴消元法 ” 进行大量的后续性研究工作。在这个中心，吴文俊的成就正被应用于若干高科技领域，得到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成果，包括曲面造型、机器人机构的位置分析、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传输中的图像压缩等。在吴文俊的带领和影响下，这个中心已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在国际上被称为 “ 吴学派 ” 。

　　面对丰硕的成果，吴文俊表现得十分谦逊。他说： “ 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就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

唐文治

　　唐文治（1865~1954），教育家、文学家。1907年秋至1920年11月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监督（校长）。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

　　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从小颖悟，发愤苦学，因家庭贫困，晚上常借月光读书。14岁读完《论语》、《孟子》和《五经》，16岁入州学，17岁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学习，18岁考中举人，21岁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在名师黄以周、王先谦门下学习经学，术业精进。

　　1892年唐文治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陆海军被日本打败。唐文治向清政府上书《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即万言疏稿），针砭时弊，呼吁改革图新。次年他又主动为江苏会试举人撰写了《上察院于》奏章，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8年唐文治调任总理衙门章京。1901年秋，他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这年冬天，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唐文治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1902年春，葡萄牙乘修订十年前旧约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把澳门附近的大孤、小孤等岛划入租界范围的无理要求，唐文治起草照会予以拒绝。同年5月，唐文治以三等参赞衔随镇国将军载振赴英参加英国新君爱德华七世的加晚礼。去英之后，又出访比、法、美、日等国。两次出国，他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考察。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对素怀兴邦强国之志的唐文治具有很大吸引力。他非常赞赏“名儒名相都出其中”的牛津大学。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唐文治以后所以弃官办学，即源于此。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唐文治从外务部转到商部，先后任右丞、左丞、左侍郎。在职期间，制定商律，议设商会，扶植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并极力反对借外债修筑铁路，积极推行商办铁路政策，以维护国家主权。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任署理尚书。他在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我国都以惨败而告终。帝国主义对我国掠夺和宰割的惨痛事实，激发了他朴素的爱国热忱。唐文治多次奏请朝廷，希望整饬政纪，从政治、人事诸方面进行一些变革，以挽危局。但由于清廷政治的腐败，使他的变革理想破灭。1906年12月，唐文治因母亲病逝回家居丧，不再返京任职。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致力教育事业，度过了48个春秋。

　　1907年唐文治接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后任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在任职14年期间，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办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以崇德：

　　一、崇德

　　唐文治在《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中指出：“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徇利，一旦名誉扫地，譬诸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飘摇而不能久固。”1913年经他修改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把“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列入办学宗旨，突出了道德教育。唐文治强调学生要“明是非，重谦洁”。他认为教育学生具有是非之心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读经救国论序》一文中阐述道：“国何以立，系于民之心，是非之心存焉尔。国何以倾，亡于民之心，是非之心亡焉尔。”是非之心不存，“恻隐、羞恶、辞让之心乃随之而俱丧，无父无君、无天无法、无尊卑、无长幼、无礼义廉稍耻……”，天下就会大乱，国家也会灭亡。唐文治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是竭尽全力的，除开设修身课外，又于每星期日上午亲自在大礼堂开设国文课，结合道德教育，对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来始终如一，从不间断。他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书中提出“诚、有恒、有耻、尚志、爱敬、尊师、公德、勤、俭”等为学生修养德行的基本准则。唐文治还制订“勤、俭、敬、信”四字为校训（这是交通大学最早的校训），在大礼堂悬挂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联幅，作为学生砥砺品德的座右铭。他又邀请孙中山、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黄炎培等著名人士来校发表时政演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学生要为强国富民而奋发学习。唐文治重视身教，从1907年至1920年，在学校经济三困难期间，为不使广大学生辍学，克服经费困难，多方采取应急措施，对学生适度加收学费，教职员实行减薪，自己带头减薪50%。在他带领下全体教职工齐心协力，坚持上课，终于度过了难关。

　　唐文治对学生在学习和管理上要求很严格，提出“功课密、管理严”六个字为准绳。他每晚必亲临教室检查自修。在唐文治离校前夕，双目已近失明，每晚他仍然提着灯笼由工友搀扶去教室琅琅书声，他常常走进教室和学生们一起背诵国文，精神抖擞，声音响亮，背诵如流。他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规定教师都要住宿校内，不得在外兼职，要专心致志于教学。学生学习上如有疑问，随时可去教师住处请求解答。教师因病不能上课者，必须事先讲假，工次按时计扣。他还要求教师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唐文治聘请外籍教师，订有合同条款，对外籍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教学工作、待遇等在合同中都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对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外籍教员应一律遵守，不得歧异。还规定外籍教员必须专任课程，凡学校内外一切他事不得干预。此外外籍教员教授学生须尽心指教，不厌其烦琐，直到学生明白晓畅为止等等。

　　二、尚实

　　唐文治的尚实思想是1911年在《邮传部转咨学部咨文》里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当时清政府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端。咨文中指出：“原学堂民间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重于实学”，“科举既停，专重科学，科学尚实，不宜诱之以虚荣”。唐文治在国外考察中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所以比我国强大在于它们的实业发达，而实业发达又基于科学之进步，科学进步则有赖于重视教育。因此他在咨文中认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月新，而国家乃有振兴之望”。他主张尚实的中心意思是“求实学，务实业”。求实学的目的是为了务实业，即“造就学成致，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要达到务实业，其前提是求实学。因此唐文治要求学生认真刻苦地学习知识，学用结合，掌握务实的本领。他还专门制定了旨在表达求实务实、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校旗和校歌，以此时刻召唤着学生沿着这一目标奋发学习。当我国教育从科举变革为近代教育制时，他的尚实办学思想颇具历史进步性。

　　为贯彻学成致用的原则，满足我国实业发展的需要，唐文治创设了铁路、电机、铁路管理、航海等专科（1911年8月航海专科扩充为商船学校，唐文治兼任监督）。其中1918年设立的铁路管理专科，标志着学校的体制走向工管结合。这在我国近代高等工科教育中是一个创举。在课程设置上，唐文治增开了工业经济和工厂管理法等课程，使学生“学成致用于实际”①。尤其工厂管理法课程的开设也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的首创。

　　唐文治认为工科教育尤重实践。他对教学上所需实验和实习设备都亲自过问，积极筹建。1908年唐文治给邮传部呈递了《条陈本学堂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增拨经费，解决实验和实习设备问题。他这样写道：“讲求实业，不能不资试验；欲资试验，不能不建工场。”在他的努力下，学校陆续开辟和扩建了金工厂、木工厂、理化实验室、电机实验室、铁道测量仪器室等，让学生实验、实习，动手动脑，掌握操作技能。唐文治把实验、实习列为重要的教育环节，每次实验或实习之前，规定学生必须按照实验或实习的要求，写出准备报告，经教师审查批准后方能进行。做实验或实习后，当天就要写出报告，并要求报告的内容正确，条理清楚，字迹工整。这样的实验和实习，每周都进行两次。

　　注意向西方学习也是唐文治尚实办学思想的内容之一。他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培养我国的实业人才。学校设置铁路和电机专科以后，开设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都仿效欧美。延聘的教师（除国文外），均是受过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外教师。专业课则以美籍教师为主。1910年唐文治还致函我国驻美使馆，请代为索取美国98年大学的章程，以资参考。对于专科的课程设置，学校都以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设置为蓝本，教科书也直接购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名大学，竭力使我校专科所培养的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外语是向西方学习的工具，因而唐文治重视外语教学。他认为“盖无论何种科学，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奥”②。这就是说，要透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如不精通外国的语言文字是不行的。1910年学校成立西文科，为学生开设课外的外语补习课。同时成立英文大会，每年组织英文演讲会、辩论会和作文竞赛，优胜者给予奖励。为使学生经常处于一个学习外语的环境中，学校还规定“在英文课及用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元二枚、二、三、四、五年级生（指附中学生——编者）罚铜元一枚”③。又规定，专科生做作业和实习报告等均须以英文书写。这些措施使学校当时毕业生的外语、尤其是英语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毕业后留学英美，对英语能应付裕如。

　　一个好的大学，必须有一个好图书馆。唐文治费尽苦心，从交通部争取到三万元拨款，加上六万元募捐款（唐文治自己首先捐出一千元），终于在1919年10月建成了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为学生求实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三、重文

　　唐文治擅长经学，酷爱古文。他的办学思想又是极意注重中文，强调保存国粹，因此对国文特别重视，开创了在我国高等工科学校中工文结合的先例。学校从一年级到毕业都开设了国文课，把国文作为一门主课，与理工科并重。中、小学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取决于考生的中文成绩。招考时，试卷先批阅国文，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录取的希望。唐文治为了推行国学教育，自编了一批国文教材，如《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曾子大义》二卷、《大学大义》一卷、《中庸大义》一卷、《论语大义》二下卷、《孟子大义》七卷等。学校还在课余开展一些国文教学活动。1908年增设了国文科，它不招收专业学生，它的任务是加强国文教学，组织开展课外的国文教学活动。同年又成立了国文研究会，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当时称为“会考”，校长唐文治亲自参加命题，考场制度非常严格。作文试卷先由各班国文教师批阅，择优推荐到全校评比，经国文科长初评，再把优者送唐文治审评，确定名次，最后隆重举行颁奖仪式。星期日的国文课和一年一度的国文大会，自1908年至1920年从未间断过。唐文治主持校务后期，双目已近失明，但仍坚持讲课，背诵经文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发音依然宏亮铿锵。凡听过唐文治国文课的老校友，每当回忆起他的讲课和国文大会时，无不钦佩唐校长的治学精神。

　　由于学校坚持加强国文的教学，这一时期的毕业生都有较厚实的国文基础。这对于他们走向社会以后是大有裨益的。有些具有文学天才的学生毕业之后献身于我国的文艺或新闻出版事业，邹韬奋就是其中的代表。

　　四、健身

　　唐文治非常重视体育，这是他办学主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中学校会议答问》中认为：“凡运动会及各种比赛游戏，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各种有益之运动，均须鼓励。”他作为校长亲自主管体育，成立体育会，悉心提倡，做到普及与提高并举，把我校的体育运动推向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使学生们的体魄得到良好的锻炼。当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先后建立起足球技击、篮球、棒球、游泳等运动队，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名扬全国。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全性运动会，我校代表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学生黄灏寿夺取个人总分第一名。从1915年到1920年，我校还为我国参加远东运动会输送了多名“国手”。技击运动也一度载誉江南。唐文治还规定学生每天晨操，实行强迫运动，开展级际比赛，每年举行校运动会。唐文治对各个运动队都很关心，从改善伙食到赛前运动员集中训练都要过问。每当赛事结束，无论胜负，皆要勉励一番。凡在我校举行的校际比赛，他总要亲临现场观赛。后来唐文治双目基本失明，不能亲眼观看学生球赛，就让学生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直通向球场，及时向他传递赛场消息，可见其热心之甚。

　　唐文治任校长14年，是我校稳定发展阶段。他坚持了求实、务实的办学主张，坚定了以工科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创建了近代高等工科教育体制。在专业设置方面，以工为主，工管结合；教学上工文并重，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先例。他在办学中十分重视新生的入学质量，教学要求严格，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成为我校良好教学传统的一个开端，并形成了“爱国、俭朴、勤奋、求实”的学风。唐文治既是国学大师，又努力把交大创办为一所较完备的工科大学，为我校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当时学校以“中学（中文）好、科学好、体育好”而驰名，是我国东南各省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有“东南表率”之称，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质量较高的工程技术人才。　　1920年11月唐文治因目疾日深辞去我校校长职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保存祖国文化，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并亲自讲授国学经书。他任国专校长30年之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

　　1934年交通大学举行第三十四届学生毕业典礼，黎照寰校长坚请唐文治来参加。离校已13年的唐文治和昔日的学生相与执手，感慨万千。为了铭记老校长的功绩，交大特地请华东电气公司为他灌制了两张演讲和讲学的唱片。　　抗日战争时期，唐文治年逾古稀，双目失明，行动不例，仍率领无锡国专学生内迁到桂林，历经艰难，后因病回到上海租界休养，同时增设国专沪校。敌伪助迫利诱，要唐文治签字同意出任交大伪董事长，他从容答道：“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拂袖不顾。

　　1946年2月，交通大学同学会为纪念前校长唐文治，决定在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时发起筹款建筑新文治堂。落成时，唐文治亲临参加开幕典礼。1946年7月，交大举行第四十六届学生毕业典礼，唐文治应吴保丰校长之邀到校演讲。他以敦人品、励气节勉励学生。

　　1947年6月唐文治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十人，联名致函国民党当局，谴责军警镇压学生罪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声援上海学生爱国运动。

　　解放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更名为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任院长。1950年5月，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唐文治任名誉教授。唐文治热爱新中国，殷殷赤子之情，常溢于言表，受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礼遇，尊为“上海十老”之一。1954年4月在上海病逝，年90岁。著作有《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唐文治·五十一周年校庆节训辞(1947年4月)

　　余从前遍游欧美各国，考察民风，大都兢兢业业以保存其本国国粹为宗旨。四书孝经，吾中国之国粹也，蔑弃国粹，人心因而好利，人格之日堕，于是见利趋之若鹜，廉耻斩丧，实由于此；而民命之流离痛苦，遂不忍言矣。故今日欲救国家，先救人心，而欲救人心，先崇廉耻。余近日佐启青年，教以立心立身立家立国之大本，惟以立气节而后可以擎天柱地，作中流之砥柱，力挽狂澜。诸生须知利害二字，实相聊属，利之所在，即害之所在。比诸刀列于旁，未有不杀人转而自杀者。余主持此义五十余年，虽有人笑余为迂阔，耸余以危辞皆所不顾。诸生诸生!毋逐利而忘义，毋屈己而求人，修养气节，训导国民，宋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谁不敢遽以自期，然不可不以此立志!诸生，诸生：务望切记吾言。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部分）

后学尘影居士谨按：甲申岁末吾兄演之将离沪至常州实习，尘影乃於是秋三赴第二军医大学为整理所藏书，分类装箱，造册登记，演之曾为摄影一帧以为之记。尘影忽於箧中见此《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当日即携回交通大学一观。奈何俗务缠身，作文作业，考试考研，未尝一日得有时间以细读是书也。是书纸已泛黄，计《年谱题辞》二页，《世系》二页，《年谱》一二六页，先生门人冯振编《茹经先生著作年表》四○页，著作年表《例言》二页，后附冯振《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跋》一页。封面中央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八字，左列小字“附著作年表”，又左，署“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校印”。封三自右至左“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全一册 实价大洋二角”，“著作者 太仓唐文治”，“发行者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城内西溪唐宅”，“印刷者 无锡民生印书馆”。又，花纹框起四字，曰“有著作权”。今日尘影又将是书检出，因拟通读一过，略晓茹经先生之立身行事。又因是书大陆几未再版，所可见者，止台湾某出版社（文海）之影印版，而此影印版亦不常见，尘影曾于交通大学文科图书馆见之于书架，后于包玉刚图见之於展览，因拟手录全书，以飧同好，不亦光大先生之学哉？呜呼，斯书虽存，斯人已逝！感慨系之，著粪数语，以明因由。乙酉春后学尘影居士识於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时农历三月初七日也。

（题辞页一）

年谱题辞

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笙、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然后叹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感动兴起，所以立德立功者必以前贤年谱为先路之导乃。我生不辰，运会杌陧，立朝之时，欲匡君德、纾国忧，迄无所成，退而讲学，欲正人心、维世道，亦靡所裨。每诵杜工部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之句，辄为怃然。年谱云乎哉，惟是师友之渊源、学问之次第、事变之阅历、著述之积累，有不能已於怀者，随笔记录，汇为一编。甲戌岁，七十初度，同学索观者甚众，友人侯官陈石遗、同年益阳陈君天倪、门人陈生柱尊等亦屡以为言，爰属北流冯生振心校正付印。振心复增入著作年表，可感也。嗟夫！王风之诗曰：行迈靡靡，中心如醉。小雅之诗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追维往哲，内疚孔多矣！年谱云乎哉。蔚芝唐文治自题。

（题辞页二 空白无字）

（世系页一）

周初封唐叔于晋，系出姬姓，郡名晋阳，吾家迁娄，始祖良鼎公，谱载明末由金陵迁娄，公弟鼐臣迁崇明，将宗谱携去，考其时，当在明万历天启之间。良鼎公子凤仪公配杨氏，生文正公，妣王氏，文璧公，妣杨氏。礼记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兹谨述继别本支。文璧公生子天栋，号宏任公，始有遗传手迹。妣顾氏，宏任公生子承焘，号南轩公，妣施氏，生子景星，号墨池公，嘉庆元年入州学第二名，是为吾宗入学籍之始，妣徐氏，墨池公嗣子森阶，号尧蓂公 钦赏八品顶戴候选按察使司知事 诰赠光禄大夫妣胡氏 诰赠一品夫人簉室张氏族 诰赠一品夫人尧蓂公嗣子学韩号翼亭公 诰赠荣禄大夫妣张氏 继妣王氏俱 诰赠一品夫人翼亭公受祺号若钦公咸丰九年入州学第四名补廪膳生乙丑 恩贡候选复设教谕己未重游泮水 诰封荣禄大夫妣胡氏 诰封一品夫人若钦公定子孙名以“文庆孝德为世家祥”八字为次八世，后再定子文治号蔚芝光绪六年入州学，八年中式举人，十八年中式进士，官户部主事，改官外务部主事，二十九年洊升外务部员外郎，外务部郎中，改官商部右丞，洊升左丞，三十二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升左侍郎署理尚书 诰封光禄大夫配郁氏 诰赠一品夫人配黄氏 诰封一品夫人子庆诒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外交科硕士配俞氏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育科学学士次子庆平殇三子庆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科硕士赔周氏四子庆永美国哥仑比亚大学经济科硕士聘钱氏未归殇配陆氏庆诒子孝宣庆永子孝威是为第十二世孙也文治谨述。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创办人——裘维裕

　　裘维裕，物理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物理学和电机工程教育工作。创办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和工科人才。在中国物理学会初期为审定中国物理学名词做了许多工作。

　　在上海交通大学长达110周年的发展历程中，裘维裕先生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功臣级的元老。

　　裘维裕，字次丰，１８９１年生于江苏省无锡。１９１６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旋以优秀成绩考取庚款留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机科硕士学位。１９１９年在该校研究院工作一年，后转到纽约爱迪生电厂工作。１９２３年回国，任交通部南洋大学（１９２７年后改称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担任直流电机课程。１９２４年为加强基础课教学转教物理学，直到１９５０年。在２０多年的岁月中，他为交通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教学改革和理学院、物理系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众所周知，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必须具有两大支撑所有应用型学科的基础：文科和理科。其中，上海交大理科的奠基人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交大校友裘维裕先生。

　　裘维裕先生毕生从事物理学和电机工程教育工作，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和工科人才。在中国物理学会初期为审定中国物理学名词也做了大量相当卓越的工作。

　　在２０年代以前，国内只有几所工科大学，其中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历史最为悠久。当时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高级人才极少，学校的教师不少是从欧美各国聘请的外籍专家。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学校对这些基础课教学还缺乏必要的重视。这样就必然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

　　有鉴于此，上海交通大学从２０年代初开始，决定对这些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裘维裕和周铭等正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认为，大学教育不应强调职业训练，应强调的是基础科学的教育，培养学生用脑用手的能力。他们参考麻省理工学院等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基础课程作了重大调整，把数学、物理学、化学三门课程定为两学年的课程，并将物理学的课堂讲授和实验分别设课。这在当时国内工科院校中是仅有的。鉴于上海交通大学当时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师资薄弱，本国教师胜任的更少，他们两位都改行从事物理教学。

　　开始时原子物理学内容还很少，３０年代以后才逐步增加。后来还单独由许国保开设近代物理课程。自裘维裕取代外国教授担任交通大学的物理课后，不再采用美国一年课程的教材（ＤＵＦＦ物理学），而由他自编英文的讲授纲要。这份纲要在当时曾使用多年，在国内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的物理课被一些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往往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匪浅。他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具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通过这些教师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了物理师资队伍，对１９４９年以后工科高等学校的巨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裘维裕一直担任讲课并指导实验。他重视教学方法，讲课内容虽多，但听课者不感困难。对学生要求严格，决不容许草率马虎，必要时还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又耐心指导，关心备至。当时交通大学的物理课被一些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往往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匪浅。他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具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通过这些教师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了物理师资队伍，对１９４９年以后工科高等学校的巨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过去中国内忧外患不断，裘维裕也和我国许多老科学家一样，回国后就很难从事当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

　　袭维裕长期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２４年即作为交通大学教务会议成员，积极推动基础课程的改革；１９２６年，交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实验而设立工业研究所，主持实验研究工作的就是化学教授徐名材及裘维裕；１９２８年秋建立交通大学物理系，裘维裕担任系主任，直到１９４８年才辞去此职。在裘维裕和周铭、胡刚复、赵富鑫、许国保、周同庆、黄席棠、殷大钧等教授的共同努力下，１０余年中培养了百余名物理学者，如华中一、邬学文、吴百诗、蔡建华、陶正耀、杨恒彩等。

　　在基础课改革的基础上，交通大学于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１日正式成立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科学学院（１９３７年９月９日宣布改称理学院），裘维裕长期担任院长职务。在这以前交通大学以工科为主，是有名的“工程师的摇篮”。裘维裕积极推动和主持科学学院的工作，正是为了“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互相提携”，理科与工科“通力合作”。他还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科学思想的训练。１９３３年２月，他在《交大季刊》第１０期发表《科学思想的训练，应是大学的一种使命》。文中指出：“大学的使命，并不是教授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或者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大学的使命，是要养成学生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毕业以后，无论什么工作，就都可以担负，都可以胜任。”他指出：“大学里所读的各种科学，是给学生一种科学思想的训练。”针对当时学生只有很少时间用自己的能力来思考和判断的实际情况，裘维裕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科学学院各系在他主持下，都比较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自由研究。物理系开设了“实验研究”、“问题讨论”等研究课程，还设置“科学思想史”、“近代物理导引”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课程，使学生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掌握独立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有关规律，发展青年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样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交通大学历史上以工科为主，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决定了在建立理科系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当充分体现“理工结合”、“理工并举”的特色，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理科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整个教学和科研中重视结合工程实际。这种培养方法是裘维裕和周铭等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方法，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制定的，比较符合实际。在他们的努力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不仅开设了所有课程，而且当时价值几十万元的实验设备也按计划完成了装备。这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居于前列的。这些成就，加上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积极树立严格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优良严谨的学风，就逐步形成了交通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陆定一：《交通大学校史序》），使交通大学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学之一。裘维裕在这一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积极参加理学院与物理系的建设以外，裘维裕还付出了巨大精力从事交通大学各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从１９３４年７月到１９３５年７月，他兼任交通大学教务长。１９３６年，他同时担任学校课程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设备委员会、法规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暑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置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及考试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裘维裕还特别注意“训练人才与弘扬学术并重”，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１９３５年４月，在他主持下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通讯》。他在《发刊大意》中指出：“本刊宗旨约有四端：一以备中学教员之顾问；二以资大学学生之参考；三以助无师自修者之研究；四则本校校友散处各地，借兹一编可相切磋，此尤本刊目的所在，通讯二字所由起。”不久，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１９３６年４月交通大学学生成立国防科学研究会，他又应聘担任指导。

　　抗日战争爆发，交通大学大部分人员未能及时内迁。裘维裕等在上海法租界内继续办交通大学。裘维裕还曾和一些社会名流、实业家以ＭＩＴ（麻省理工学院）同学会名义，于１９４０年夏在法租界内创办了“中国工专”，学制为２整年（不放寒暑假）６个学期。裘维裕所授物理课程仍以“大学物理纲要”为教学资料，讲课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当时中国工专学生王诚果等因散发爱国传单、沿马路张贴爱国标语等抗日活动受到日伪当局注意，并在敌伪《新申报》上登出他们的名单，要求他们去自首。裘维裕得知此事后，立即同意王诚果等２位同学更改姓名，把他们保护起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１９４２年８月，汪精卫伪政权强行接收交通大学，裘维裕当时虽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仍断然离校，誓不与汪伪合作。他和当时坚拒教席的五位教授被称为“反伪六教授”。租界被日军侵占后，中国工专也被迫停办，幸好只剩最后一学期实习课没有上，学校和裘维裕等帮助同学提前毕业（从毕业照片上可数出当时的师生至少有４７位）。此后裘维裕曾到南洋仪器厂工作一年。该厂被兼并后他又去中国科学社（该社隐藏了交通大学物理仪器的一部分）办公，经济上更加困难，但他仍和社会进步人士联系在申报馆地下室开设讲座为社会青年服务。他自己讲物理，其他老师讲电工等。对裘维裕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在《悼裘维裕先生》一文中赞扬他“高风亮节”。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裘维裕挺身而出，首先赶到学校，保护及协助接收残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受损失。在他的带动下，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师生员工纷纷回校投入各项工作。结果，仅仅经过两个月，就因陋就简地复课了。抗战胜利后，裘维裕仍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并被选为教授会理事。虽然健康情况下降，常苦于高血压，但仍坚持上课，并为上海中学开设物理实验而不断努力。１９４８年，因工作需要，曾一度兼任化学系主任，而先后辞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务。这一阶段，他还和钟兆琳教授等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主编了电机工程手册，于１９４７年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直流电机》和《电力传输》２个分册（整个手册有十几个分册，由万国函授学会〔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１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编辑）。在此之前，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上海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交流电学》和《电学与磁学》。以上图书在当时由于抗战而使技术交流中断甚久的情况下，成为很受电工界人士欢迎的读物。裘维裕不畏强暴，关心和爱护进步学生。１９４８年隆冬，国民党军队包围交通大学，要进校内搜捕学生，裘维裕和其他教授手挽手一字排开，站在校门口和军警对峙。后来军警以武力冲进校内抓走了十几位学生。裘维裕在冲突中背部和腿部被枪托击伤，但他不顾伤痛和高血压症，不顾师生们的劝阻，在服下降压药后和几位教授赶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最后使同学们得到释放。

　　裘维裕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上海分会的理事。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起，他一直担任理事长，直到因高血压病休养为止。他对科学团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３０年代初，他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为审定物理学名词术语做了许多工作。

　　１９４９年春，裘维裕与上海科技界吴有训、侯德榜、茅以升、吴觉农、吴学周、张孟闻等组织上海科学团体联合会，宗旨是团结组织上海科技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裘维裕热情地迎接了新的伟大事业。尽管体力日衰，仍然出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并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积极从事各项社会工作，号召青年学习政治及技术，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祖国建设。裘维裕由于辛勤工作，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症，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３日２时１５分，于上海中山医院逝世。

　　裘维裕先生简历

　　１８９１年生于江苏省无锡。

　　１９１６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大前身）电机系。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电机科硕士学位。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工作。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在纽约爱迪生电厂工作。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任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

　　１９２８—１９４８年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１９３０—１９５０年先后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学院（１９３７年更名为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和教务委员等职。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３日逝世于上海。

上海交大走出传播西洋绘画第一人—李叔同

　　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大都有首开先河的创造。李叔同在中华灿烂文化艺术的领域中就创造过诸多个中国第一。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形象地称之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李叔同在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根据资料记载，他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李叔同1901赴上海求学，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师从蔡元培，与黄炎培、邵力子等同学。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学生所办《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师从日式印象派开创者著名画家黑田清辉学习绘画，他因学习刻苦、成绩出类拔萃而深得黑田清辉的赏识。李叔同早期有大量的绘画作品,后来在出家时，把自己的画作大都赠给了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但未能保存下来。从现存的油画《裸女》、木炭画《素描女像》等很少的几件作品中可以看出，李叔同当时的西洋画技已相当成熟。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到：“……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1911年3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为《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

　　《太平洋》报是1912年初创办的，总编辑是叶楚伧。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现了“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李叔同还将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画报上，并亲手题写“叔同藏”的题词。而他在《太平洋画报》曾经刊登的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使许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视他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当代漫画家毕克官曾详细研究过李叔同的广告画，并据觅得少量李叔同编辑的《太平洋报》写成《近代美术的先驱李叔同》。2001年11月天津市民间收藏家缪志明发表了“89年不见踪迹李叔同所做的广告画在津现身”一文，使许多关于李叔同在上海的活动在缪志明收藏的《太平洋画报》中找到答案。

　　缪志明收藏的这套画报共有30多期，从1912年6月1日开始，到1912年7月1日截止，每期画报的开本不统一，内容风格也有所不同，一般是对开四块版。缪志明在文章中介绍：“据这些用白连史纸石印的画报，刊有国画、书法、篆刻、金石拓片及讽刺漫画与幽默漫画，而其中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则是那些广告画。这些简约而生动，极具金石书法味道的广告画，均出自李叔同之手，它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位艺术大师乃是我国报纸广告画的第一个引进者和创作者。其极具表现力的笔墨情趣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丰子恺漫画的艺术风格之形成。它对研究李叔同与当时书画界的交往以及其美学思想、编辑思想，都有颇高的实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画报中还找到了李叔同与柳亚子、苏曼殊、叶楚伦等人创办的《文美杂志》的踪迹。据缪志明介绍，其实《文美杂志》并没有单独印行，而是附在《太平洋画报》里面发行的。在缪志明先生收藏的这套《太平洋画报》中有《文美杂志》的发刊词，并在以后出版的几期《太平洋画报》上印有《文美杂志》第几期的字样。从内容上看，有诗歌、书法和印刻。这一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李叔同研究的空白。吉林省的一位李叔同研究专家在看到缪志明收藏的这套《太平洋画报》时兴奋地说，这套画报的发现，对于李叔同的研究不啻于敦煌写卷的发现。

　　《太平洋》报虽然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但因场面大收益少而于1912年秋负债停刊。李叔同离开上海，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主持音乐与图画两科。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从1913年起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此执教6个年头。在他的主持下，校园内艺术教育气氛十分浓厚，“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教学中，李叔同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画石膏像和模特儿，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他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进行野外写生，也为全国之首创；教学之余，他领导学生成立了业余“乐石社”，学习金石、木刻等；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它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八十年代初，当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师》的文章里这样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蒋梦麟

　　说到蒋梦麟，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即使有所耳闻，也大多是因为他曾作为北大的执行校长，替蔡元培打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校务工作，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功绩也不曾为大众所了解。一来，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不仅当过北大校长，还曾作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在此之前，他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继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49年后，又去了台湾，为台湾的土改奔波。二来，他所主持的老北大在建国后精神已大变，更为当局所不容，他本人也难免被遮蔽了

　　作为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的得力助手和继任校长，他在北大校长位上，前后共认职十七年之久，几乎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而且，他所任职的年头，正是北大奠定基础和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不夸张地说，如无蒋梦麟，北大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因为，五四以后，蔡元培已逐渐将北大的日常事务主交给蒋梦麟来处理，这以后，无论是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施，还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以及学科的建设，都是由蒋梦麟主持的，这一点，即使蔡元培也是认可的。

　　从交大走出的学生，无论后来从事什么职业，却并没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学子，就像蒋梦麟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毕业的一样。如在他写于抗战时期的炮火中的回忆录《西潮》里，就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读书，是因那时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无法抗拒，而为了拯救祖国，只能顺应这个大势，这就是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的他“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而毅然离开杭州的原因，1904年夏，他乘着一艘小火轮到上海，参加了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的这个选择显然是对的，因为南洋并未让他失望。“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这也说明了交大当时的开通和新锐。

　　当蒋梦麟到美国留学时，就是用南洋的学分申请入学的。但交大不仅仅是西洋学科的课程让蒋梦麟满意，还有另一类，即“中国旧学”的课程，也让蒋梦麟深思，他温习四书，研究宋明理学，从中找到了小自立身处世，大到救国救家的思想准绳。这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课程设计，也是起自1896年盛宣怀先生创立交大时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的具体实施，1907年秋唐文治掌校后又予以弘扬，更被后来的校长所继承，成为交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但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和对苏联高教体制的学习，交大不仅取消了“中学”这一块，就连原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系和管理等专业都取消，变成一所纯粹的工学院。而所培养人才范围也日渐逼窄，也就更无法与昔日相比了。

　　蒋梦麟在交大如鱼得水，他有一次还获得了中西两类课程考试的荣誉奖，并受到了校长的召见。他对这个奖励十分在意，以至于在几十年后还特地在文中记上一笔。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过去学生生活的留恋。

　　当然，更为真切的是他对昔日交大同学的关照上。蒋梦麟写给时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的赵乃抟的一封信中，蒋梦麟为南洋同学徐佩琨的《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其求序。这个序本来是徐佩琨希望他写的，自然也是想借一下他这个当北京大学校长的老同学的光，但遗憾的是他因在这方面是外行而自觉无从下笔，可他又不肯拂老同学面子，只好亲自出面写了这封信。

　　不过，南洋公学时期的蒋梦麟还未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更未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北大的校长，并顺便帮了老同学的忙，但1907年暑假的东京一游，却让他朦胧地产生了这个愿望。其时上野公园正举办展览会，这让他对日本的工业成就羡慕不已，居然一连参观了好几十趟。而且，在一个战争纪念馆里，他还看见了中日战争中被日本俘获的战利品，如军旗，军服，还有武器等，这让他羞愧万分。以至于到了夜晚，在日本人提灯游行的欢呼声中独自站在公园里的假山顶上泫然涕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大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羡慕，而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愚弱和落后，蒋梦麟这样的青年，由于身历这一变局，感受自然深切。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

　　然而1908年夏他考取浙江官费留美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念的却是农科，因为他意欲为改进中国的农业做出努力，以使大部分中国人获得幸福。但在农学院读了半年后，在朋友的劝说下和思考下，转到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朋友和他一样认识到，在中国，如果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业问题终究还是无法解决。1912年，他从加大教育系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成为提倡实验主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入室弟子。1917年3月，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后，不久就回到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开始鼓吹教育救国。其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这一理念，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直到他1919年7月起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直至后来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再也没有变过。

　　而他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与他在加州读书时曾担任过孙中山所创办的《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又在上海充当孙中山的秘书有关。而且，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是，他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是相一致的。

　　对科学的重视，在蒋梦麟来说，一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迫切需求的关怀，二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培养健全个人的不可或缺的养料。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里谈了胡适对现今青年不能踏实读书的批评后，又说，“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方现在饥民这样的多，因为交通等等关系，赈济就这样的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从这一角度出发，蒋梦麟在处理有关教育方面的具体事务时，也常常把科学置于很重要的地位，如在1927年夏他在筹办浙江大学时，与胡适通信谈自己的想法时就说，“我的意思，现在先办自然科学之关于实用者，如农医等，社会科学之经济等项，以备省政府建设各种事业之需，其余如国学，文学等暂行缓办”。科学的实际作用，以及对近代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是蒋梦麟一生所关注的重心所在，在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后，他著文怀念这位开一代风气的伟人，认为蔡元培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在秉持“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科学求真之精神”，蒋梦麟说，“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而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呢？

　　1943年12月，在写完《西潮》后，他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以下其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北大校长，困窘至此，让人在同情之余，也不禁为其品格感怀。

　　蒋梦麟曾明确地作了表述，办大学有三难，三要。三难主要是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三要则为他多年来办学的经验的总结。第一要是，图书仪器需求丰富。这也是办一个大学最基本的条件。而“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梦麟提出的这三要今天已成常识，但愈是常识，愈难做到，也更易沦为老生常谈。这里谈一个蒋梦麟的很少被人谈到的观点，那就是他主张大学校园和建筑的建设，如条件允许，宁可舍简陋而取壮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有大楼之谓也。他的理由说简单也不简单，他认为如果学生在校时能在良好的环境里养成良好的习惯，离校后即会以此改良自己的起居。这也倒不失为改良社会的良法。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大学大多为高楼宏宇的原因。

　　在谈到大学的发展时，蒋梦麟特别指出，“学术机关之长成，为有机的生长。人材经济有限，匽苗助长，适足以害之。同人等之方针，以专精为主。故但求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从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著专精一科……若不度经济人才之能力，而贸然扩张，其腐败可立而待”

　　傅斯年曾称赞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后者高明。这绝非恭维之辞，在那样一个战乱和政治纷争不断的年代里，不会办事是不行的，可是就是会办事，也还是如履薄冰，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得以艰难维持校政。除了各种学潮外，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他想把北大建成一个有着“壮丽之校舍”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他想为北大建一个图书馆的愿望也一再成为泡影，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他曾言，学校的唯一生命就在学术事业，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总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有所著述。他虽是一个勇于任事也是一个办事很高明的人，但在这一点他始终不能释怀。在1932年12月他为自己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谈到了自己的这种不为人知的苦恼，“故自民十一年以来而至今日，或膺簿牍之烦，或受扰攘之苦，而与学问生活渐离渐远，为时已十年了”。1943年1月，他去信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有意思的是，在这年年底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同时，也再次念叨起了自己家族的长寿传统和自己的理想。

　　而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桑榆已晚，能不奋乎？

　　蒋梦麟曾在怀念蔡元培的《蔡先生不朽》一文中，说到蔡元培时讲，“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神。”而蒋梦麟先生的不朽的办学精神也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