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说到蒋梦麟，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即使有所耳闻，也大多是因为他曾作为北大的执行校长，替蔡元培打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校务工作，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功绩也不曾为大众所了解。一来，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不仅当过北大校长，还曾作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在此之前，他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继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49年后，又去了台湾，为台湾的土改奔波。二来，他所主持的老北大在建国后精神已大变，更为当局所不容，他本人也难免被遮蔽了

　　作为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的得力助手和继任校长，他在北大校长位上，前后共认职十七年之久，几乎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而且，他所任职的年头，正是北大奠定基础和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不夸张地说，如无蒋梦麟，北大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因为，五四以后，蔡元培已逐渐将北大的日常事务主交给蒋梦麟来处理，这以后，无论是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施，还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以及学科的建设，都是由蒋梦麟主持的，这一点，即使蔡元培也是认可的。

　　从交大走出的学生，无论后来从事什么职业，却并没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学子，就像蒋梦麟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毕业的一样。如在他写于抗战时期的炮火中的回忆录《西潮》里，就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读书，是因那时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无法抗拒，而为了拯救祖国，只能顺应这个大势，这就是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的他“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而毅然离开杭州的原因，1904年夏，他乘着一艘小火轮到上海，参加了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的这个选择显然是对的，因为南洋并未让他失望。“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这也说明了交大当时的开通和新锐。

　　当蒋梦麟到美国留学时，就是用南洋的学分申请入学的。但交大不仅仅是西洋学科的课程让蒋梦麟满意，还有另一类，即“中国旧学”的课程，也让蒋梦麟深思，他温习四书，研究宋明理学，从中找到了小自立身处世，大到救国救家的思想准绳。这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课程设计，也是起自1896年盛宣怀先生创立交大时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的具体实施，1907年秋唐文治掌校后又予以弘扬，更被后来的校长所继承，成为交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但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和对苏联高教体制的学习，交大不仅取消了“中学”这一块，就连原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系和管理等专业都取消，变成一所纯粹的工学院。而所培养人才范围也日渐逼窄，也就更无法与昔日相比了。

　　蒋梦麟在交大如鱼得水，他有一次还获得了中西两类课程考试的荣誉奖，并受到了校长的召见。他对这个奖励十分在意，以至于在几十年后还特地在文中记上一笔。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过去学生生活的留恋。

　　当然，更为真切的是他对昔日交大同学的关照上。蒋梦麟写给时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的赵乃抟的一封信中，蒋梦麟为南洋同学徐佩琨的《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其求序。这个序本来是徐佩琨希望他写的，自然也是想借一下他这个当北京大学校长的老同学的光，但遗憾的是他因在这方面是外行而自觉无从下笔，可他又不肯拂老同学面子，只好亲自出面写了这封信。

　　不过，南洋公学时期的蒋梦麟还未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更未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北大的校长，并顺便帮了老同学的忙，但1907年暑假的东京一游，却让他朦胧地产生了这个愿望。其时上野公园正举办展览会，这让他对日本的工业成就羡慕不已，居然一连参观了好几十趟。而且，在一个战争纪念馆里，他还看见了中日战争中被日本俘获的战利品，如军旗，军服，还有武器等，这让他羞愧万分。以至于到了夜晚，在日本人提灯游行的欢呼声中独自站在公园里的假山顶上泫然涕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大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羡慕，而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愚弱和落后，蒋梦麟这样的青年，由于身历这一变局，感受自然深切。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

　　然而1908年夏他考取浙江官费留美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念的却是农科，因为他意欲为改进中国的农业做出努力，以使大部分中国人获得幸福。但在农学院读了半年后，在朋友的劝说下和思考下，转到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朋友和他一样认识到，在中国，如果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业问题终究还是无法解决。1912年，他从加大教育系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成为提倡实验主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入室弟子。1917年3月，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后，不久就回到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开始鼓吹教育救国。其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这一理念，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直到他1919年7月起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直至后来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再也没有变过。

　　而他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与他在加州读书时曾担任过孙中山所创办的《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又在上海充当孙中山的秘书有关。而且，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是，他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是相一致的。

　　对科学的重视，在蒋梦麟来说，一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迫切需求的关怀，二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培养健全个人的不可或缺的养料。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里谈了胡适对现今青年不能踏实读书的批评后，又说，“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方现在饥民这样的多，因为交通等等关系，赈济就这样的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从这一角度出发，蒋梦麟在处理有关教育方面的具体事务时，也常常把科学置于很重要的地位，如在1927年夏他在筹办浙江大学时，与胡适通信谈自己的想法时就说，“我的意思，现在先办自然科学之关于实用者，如农医等，社会科学之经济等项，以备省政府建设各种事业之需，其余如国学，文学等暂行缓办”。科学的实际作用，以及对近代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是蒋梦麟一生所关注的重心所在，在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后，他著文怀念这位开一代风气的伟人，认为蔡元培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在秉持“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科学求真之精神”，蒋梦麟说，“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而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呢？

　　1943年12月，在写完《西潮》后，他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以下其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北大校长，困窘至此，让人在同情之余，也不禁为其品格感怀。

　　蒋梦麟曾明确地作了表述，办大学有三难，三要。三难主要是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三要则为他多年来办学的经验的总结。第一要是，图书仪器需求丰富。这也是办一个大学最基本的条件。而“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梦麟提出的这三要今天已成常识，但愈是常识，愈难做到，也更易沦为老生常谈。这里谈一个蒋梦麟的很少被人谈到的观点，那就是他主张大学校园和建筑的建设，如条件允许，宁可舍简陋而取壮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有大楼之谓也。他的理由说简单也不简单，他认为如果学生在校时能在良好的环境里养成良好的习惯，离校后即会以此改良自己的起居。这也倒不失为改良社会的良法。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大学大多为高楼宏宇的原因。

　　在谈到大学的发展时，蒋梦麟特别指出，“学术机关之长成，为有机的生长。人材经济有限，匽苗助长，适足以害之。同人等之方针，以专精为主。故但求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从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著专精一科……若不度经济人才之能力，而贸然扩张，其腐败可立而待”

　　傅斯年曾称赞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后者高明。这绝非恭维之辞，在那样一个战乱和政治纷争不断的年代里，不会办事是不行的，可是就是会办事，也还是如履薄冰，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得以艰难维持校政。除了各种学潮外，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他想把北大建成一个有着“壮丽之校舍”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他想为北大建一个图书馆的愿望也一再成为泡影，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他曾言，学校的唯一生命就在学术事业，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总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有所著述。他虽是一个勇于任事也是一个办事很高明的人，但在这一点他始终不能释怀。在1932年12月他为自己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谈到了自己的这种不为人知的苦恼，“故自民十一年以来而至今日，或膺簿牍之烦，或受扰攘之苦，而与学问生活渐离渐远，为时已十年了”。1943年1月，他去信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有意思的是，在这年年底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同时，也再次念叨起了自己家族的长寿传统和自己的理想。

　　而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桑榆已晚，能不奋乎？

　　蒋梦麟曾在怀念蔡元培的《蔡先生不朽》一文中，说到蔡元培时讲，“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神。”而蒋梦麟先生的不朽的办学精神也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