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浙江杭州人。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935年赴美留学， 1955年 10月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技术与航天技术、工程控制论等领域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荣获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 荣誉称号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被誉为 “中国导弹之父 ” 和 “人民科学家 ” 。
1911 年 12月 11日 （农历辛亥年十月廿一），钱学森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 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缪（ 852——932）的后嗣。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钱氏家族曾出过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缪临终前曾向其子孙留有十条遗嘱，这个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其内容如下： 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 ……7.多设养济院，收养无业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勿致阳奉阴违，凌虐幼孩。吴越境内绸绵，皆余教广种桑麻。斗米十人，亦余教人开辟荒田，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恃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 ……9.吾家世代居衣绵之城郭，宋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代莫轻弃吾祖先。 10.吾立明后，在子孙绍续家风，以明礼教。
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先祖《家训》的影响吧！
1910 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 “劝学堂 ”，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 1911年、 1913年钱均夫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她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
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 “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 ”“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
或许，钱学森的惊人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在钱学森 3岁时，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 “神童 ”。
5 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 “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父亲高兴地说： “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钱均夫经常给儿子讲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的道理。这八个字完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颖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从小便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 1923年 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 9月他升入北京师范附属中学， 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学习环境特别好，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 “培养天才的泥土 ”。这里有很好的校风，很好的学风；有一种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特别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 师大的教授。
钱学森回忆： “当时在旧中国和旧北京那样一种动荡艰难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 “当时的校长 ——那时我们称他为主任 —— 林砺儒先生，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了不起！很不简单！所以，我至今仍非常怀念。 ”“我至今仍十分怀念我的母校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 6年。 ”
1929年9月，钱学森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称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机械工程系。他在父亲钱均夫爱国思想的熏陶下，决心以科学技术复兴中华为已任。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非常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钱学森曾专门写了一篇《战斗在第二线》的文章，热情赞颂钟兆琳，感谢他的教导。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课业成绩之扎实是海内外公认的。在当时，上海交大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从来无须再入学考试。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一次水力学考试，钱学森所有的试题都答对了。当然，绝未作弊。水力学老师金悫教授也在试卷上全都打上了对勾（√），并准备给他满分100分。但是，当判卷发下来以后，钱学森自己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 “ Ns ” 写成了 “ N ” 。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发言，指出自己的错误，主动要求老师扣分，并把试卷退给了老师。金教授一看，果然这个小错被忽略了，于是他扣掉4分，给了钱学森96分。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这份难得的好试卷珍存起来，直到1978年临终前捐献给档案馆。钱学森每学期平均分数都超过90分，因而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钱学森对他自己在交大严格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印象很深。后来，他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激动地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1934年7月，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赴美国留学生。这种公费留学生实际就是“庚子赔款留学生”。在这些“庚款留学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胡适、茅以升、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费孝通、闻一多、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来到他的导师主士卓的办公室，王士卓告诫钱学森：“要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要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无光。当然，一个人可以对国家当局批评指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祖国是母亲，儿子是不能嫌母丑的，更不能去骂亲娘。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爸骂娘，不管他是什么人物，他就会立刻遭到舆论的谴责，被孤立，变成臭狗屎。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道德意识。所以，我们称中华民族为优秀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特征。”
钱均夫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钱均夫还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依依告别了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美国油轮。轮船的汽笛凄厉地长鸣了一声，钱均夫依依不舍地走出船舱，钱学森紧随父亲走向船舷。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钱学森不禁潸然泪下，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在心里说：“我尊敬的父亲，你的教诲，儿子铭刻在心，你老人家尽管放心吧！
经过近20天的远洋颠簸，钱学森来到了美国，进入了在工程学科方面蜚声学术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在出国前夕，钱学森与同窗好友戴中孚定好：学好本事回国报效。可见钱学森从走出国门那时起，就是心怀祖国，是为了国家民强而非个人的前途锦绣才去求学的。正如他自已说的：“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
一言即出，驷马难追。钱学森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一个中国青年的实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以超人的毅力学习着。他感到在美国这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里，要学习和知识太多太多了，他虔诚而贪婪的求知渴望，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千里之外风雨飘摇中的故国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他，使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在美丽幽雅的查尔斯河畔，在古色古香的布里奇市，钱学森从未有闲情雅致驻足欣赏身边的景象，参观游览各种历史古迹。他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学习上，并仅用一年就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之后，钱学森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地赶到加州里工学院。他要投师美国航天科学创始人之一“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的门下，研究力学与航空力学。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工业大学，1934年移居美国，在加州里工学院主持组建了世界上第一航空系。是他，第一个从理论上说明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从而摘取了“超音速时代之父”的桂冠。月球上一个陨石坑就是以从的名字命名的。冯·卡门是不收才智平庸之徒的，他提了一连串问题想难倒钱学森，但这个中国年轻人不仅彬彬有礼，且对答如流，反应问题快捷准确，这太让人惊喜了，冯·卡门欣然接纳了钱学森来加州，攻读博士学位。
这次际遇，决定了钱学森一生的道路。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直接指导与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时间长达10年。老年的钱学森仍对自己的导师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思念。他常回忆说：“我师从全世界著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
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以高速空气动力学为课题，攻读博士学位。这是当时的科学尖端课题。因为，当飞机飞行速度接近声速时，受到抖动现象，如果把不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人类突破“声障”的理想将是不可能的，而要攻克这一难题，没有精深的数学、力学基础是无法完成的。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人一向很重视动手实践，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少有建树。钱学森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决心改学航空结构理论，不是飞机制造，只有学到先进的理论，站在理论力学的最前沿，今后才能在航空科研的其他领域所向按靡，信马驰骋，而冯·卡门是当时世界级的力学大师，加州理工学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力学与航空动力学的研究中心。钱学森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自己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每天都坚持苦读十二小时以上，面对那堆积如山，在外人看来枯燥深奥的外文力学著作，钱学森都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他陶醉于书中辞旨渊远、精深博大的理论体系，似手要读尽所有现存的力学著述才畅快甘心。
根据冯·卡门的提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如饥似渴地去钻研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同时，遍阅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最新文献，力求掌握这门科学的全貌。他每天学习和工作达十几个小时，白天一半时间看书，一半时间讨论，晚上接着继续研究。
1945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在德国考察
春花秋实，四季轮回，整整三载，钱学森心无旁鹜。读遍当代所有力学著作，并潜心研究了与之相关的现代数学、原子地理、相对论、量子化学等等科学理论。有了厚实的理论基础，钱学森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站在了这门学科的最前沿。
1940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它对一系列艰深的问题发表了开拓性的极具远见卓识的观点，受到与会者极大兴趣与高度评价，这项独立的研究成果，使钱学森在航空技术工程的理论领域声名雀起，使他持续地发挥才能，接二连三的攻克理论难题，攀跃上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他和导师冯·卡门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高超声流程理论概念的人。当时钱学森年仅27岁。他不仅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还建立美国最早的火箭发射台，并成为美国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美国军方在总结二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做了这样的评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4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浆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钱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1944年6月，美国空军司令享利阿诺德与冯·卡门进行了秘密会谈，阿诺德希望冯·卡门立即组织一批专家，制定出今后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空军发展计划。不久，冯·卡门便组织了一个由36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科学顾问团。
钱学森应邀成为空军科学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并担任火箭组的主任。冯·卡门邀请钱学森的理由是：“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
同年，钱学森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来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这便是钱学森归国后运用军事系统工程方法领导火箭导弹事业的开端。钱学森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向冯·卡门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可以称之为“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以便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指出，这里的技术同操作其他类型武器所要求的技术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美国科学界人士普通为，每当冯·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发展中作出贡献时，钱学森总是他必不可少的合作者和顾问。美国专栏作家维奥特曾这样写道：“最后，钱被公认为是科学上与卡门齐名的人。这两个人，导师和学生，就像一个人一样地工作。冯·卡门以他的天才赢得了‘超音速时代之父’的称号。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每当冯·卡门在几乎每一项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中作出革命性的发现时，钱总是他必不可少的顾问和合作者，钱显然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责任心的继承者。自从这位老人去世，钱在他的领域里已成为无与伦比的人。但是在向的前程的顶峰攀登的过程中，他并不墨守冯·卡门的陈规，而是依靠他自己的独创精神。
在加州理工大学授课
1938年至1945年间，钱学森和冯·卡门每年都有合作发表的重要论文，标志着航空科学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彻底结束了以前航空工业靠试试改改摸索着干的格局，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称雄长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对火箭、喷气技术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冯·卡门谈到钱学森时说：“36岁的钱，是一位勿庸置疑的天才，他所做的工作对于发展高速空气的动力学和火箭推进技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刚刚升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在学院为他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飞向太空》的报告。各方来宾中有美国国内著名的火箭飞行专家，也有专程从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赶来的知名学者，还有钱学森的同学、同事、同行以及中国老乡，还有来自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军界代表等。气氛十分隆重。
1947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第12年头后第一次回国。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直接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他的好朋友范绪箕（曾经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晚间，钱学森与父亲头挨头睡在一张床上。一边哭一边听着父亲向他叙述母亲春去时的情形.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打开了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递到钱学森的手里。钱学森赶忙爬起身来，借着灯光仔细看去，他一眼便认出了母亲那娟秀的手迹。只见上面写道：
窗外细雨飞，
老妇命垂危。
夫君煎药苦，
盼子子不归。
诗笺上泪痕斑斑，那是一位慈母思念远方游子的泪水啊！钱学森手捧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怆，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嚎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
这次回国，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建议聘请钱学森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职位。这一建议，都被教育部回绝，说钱学森太年轻，不适宜当校长。在这些教育部的官僚看来，大学校长的尊严只有归于年高德劭的耆宿。钱学森谢绝了一些院校任聘请，决心再到美国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他在大学里担负着教授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负责主持对新的推进技术的研究。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并未削弱他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的雄心壮志，他以非凡的意志与智慧敲开了未知世界的坚硬外壳，完成的《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出色论文化。这篇论文首次将核能技术引入了火箭发动机，在数十年仍被公认是经典著作的论文，震惊了美国的科技泰斗们。它将人们带入一个无法想像的新天地，重新唤起了人类开拓宇宙间的火一样的热情。
刚满38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之一。同时又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造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10月6日，中秋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这天钱学森去“华人街”选购了中国月饼，与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共度祖国的传统佳节。钱学森拿起一块月饼，轻声说：“新中国已经成立6天了……”
携家眷归国
十几位海外赤子的眼睛湿润了。钱学森激动地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科学技术，急需建设人才，我们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钱学森指导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个中秋月夜之后，毅然放弃了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提前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这天晚上，钱学森一家久久不能入睡。钱学森打开了一体珍藏的中国地图，反复看着。他对妻子说：“咱们回中国去，那里需要我”。妻子点了点头，眼角泪光闪动……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议。在钱学森等学者心里引发了强烈的感召力量。
“人情同于怀士兮，岂穷达而异心。”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属于祖国。”在学成之后，钱学森没有忘记他临行前立下的誓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飞回到他朝思暮想、日夜牵挂的祖国。
1950年2月9日，美国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son MeCarthy）宣称：从一个俱乐部里，他掌握了一份在国家部里工作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顿时，以麦卡锡为首的狂热反共分子，对许多无辜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外国人展开了追查和迫害。加州理工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凡是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被视为40年代中不可靠的危险分子。钱学森和他在的火箭小组的朋友们不断地遭到迫害。
6月22日，美国的报纸以头条新闻发表消息说：“钱学森的亲密朋友威恩鲍博士，已在帕萨迪纳家里被捕，被控于一年前向陆军工业人员调查局发假誓，说自己一向不是共产党党员。对威恩鲍姆的审判，将于8月间举行。这件事进一步加强了钱学森返回祖国的决心。
7月，美国政府以钱学森与加州理工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书记威恩鲍姆有朋友关系为由，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
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并装备此行一去不返。
钱学森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李·杜布里奇（Lee·A·DUB ridge,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
钱学森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杜布里奇安慰钱学森，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
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国外学生委员会主席的吉宝（Horace N.Gilbert）教授回忆道：“钱学森一点也没有不忠于美国的表现，他对中国家庭的忠诚，可能更甚于对美国的忠诚，但那是中国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缘故。美国以警察国家的方法对付他，对他的伤害相当大，使他觉得在美国不受欢迎是意料中的事。”
8月22日，钱学森前往华盛顿，来到五角大楼丹尼·金布尔的办公室。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汽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学森将目前的状况告诉金布尔后，声明说：“次长先生，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大吃一惊，他对钱学森说：“钱先生，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
金布尔一方面劝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在未澄清为什么撤销“国家安全许可证”之前，担任数学教授。另一方面给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律师。这就是后来替钱学森辩护的律师保罗·鲍特(paul porter)。
钱学森再次问金布尔声明：“我的上司，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甚至吊销了我接触机密的证书，联邦调查调局正在罗列我所谓‘间谍’的罪名。因此，我决定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造成武器杀我的同胞！就是这么回事！”
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金布尔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说：“绝不能放走钱学森！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甚至失去理智地对着话筒嚷叫起来，声嘶力竭喊出了后来世人所其知的那句话：“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司法部得到金布尔的通知之后，立即转令移民归化局，叫他们经常监视钱学森，以防他突然飞离美国。于是移民归化局便安排对钱学森跟踪，并了限制他的行动。
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抵洛杉矶。他们已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公司的机票，准备从洛杉矶乘飞机回国。洛杉矶机场，钱学森一家刚下飞机，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Allan G.Juhl）,立即截住钱学森，向他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归化局的执行法官兰敦（H.R.Landon）签署的命令：“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
钱学森气得脸色苍白。全家的行李已经装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办好了一切托运手续，8月29日就要从洛杉矶运往香港了。他据理力争，海外侨民回归自己的故土，乃天经地义，在一个自称为自由与人权的国度，居然阻挠这种正义之举，岂有此理！朱尔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与此同时，美国洛杉矶海关在法官哈里逊（Ben Harrison）下令，非法扣留了钱学森装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的全部行李，包括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大惊小怪地断言：“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共产党的间谍。”海关制造了这个“现场”，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新闻事实”。
于是，美国新闻界闹哄哄地推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
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负片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钱学森冷眼观察着这场闹剧。他心里明白，所有他认为应该归档而未曾过时的材料，都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框子的钥匙他已交给实验室负责人克拉克·B·密利根（clarkB.Millkan,加州理工学院原院长罗伯特·A·密利根之子）博士，所有准备运离美国的资料，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他平时收集的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一些科技杂志的复制件，其中有许多是自己写的学术研究文章。
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老院长密利根的谈话：钱学森教授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后来《纽约时报》洛杉矶电说：“这些行李里的印刷品，经联邦调查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
8月25日，就在金布尔给美国司法部打过电话之后的第4天，美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逮捕，但又没有马上执行。更为矛盾的是，对于当局想尽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人，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美国驱逐出去。
9月6日，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尔·凯尔（Bill Kaiser）带着手枪和手铐，敲开了钱学森家的门，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由，非法逮捕了钱学林。他们把钱学森推进警车，驶到移民归化局总部，先把他关在四楼的单人牢房里。
后来，把钱学森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开始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不准与任何人联系，看守人员把他当做一个囚犯，进行了毫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10分钟跑来开一次电灯，看他在做什么，使钱学森不能休息。
由于受到种种的折磨，钱学森的体重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减少了13.5公斤！这种非人的拘禁生活，使他的精神受到的损伤比身体的损伤更严重。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致信海军次长金布尔，要求释放钱学森。金布尔接到杜布里奇的信之后，由华盛顿来到洛杉矶会见了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章珀（Grant B.cooper）。金布尔建议释放钱学森，库珀去拘留所与钱学森谈了几次话之后，建议由军队和政府的双方代表主持，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会商，以“确定事实真相”。参加这次会商的官员共有8位：两位是陆军军火部的高级官员，一位是海军洛杉矶情报局的官员，一位助理检察官，两位海关官员和两位移民归化局的代表。
库珀希望通过这次会商，让检察处明白事实真相，以便将钱学森先行保释。会商主要由库珀对钱学森进行了一连串巨细无遗的盘问，从钱学森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问起，如何与马利纳认识，如何开始研究导弹，以及如何结识威恩鲍姆，平常往来如何，一直问到钱学森1947年回中国大陆，再经檀香山返美……经过这次会商之后，司法部要求钱学森必须缴纳15000美元的保释金方可保释。
9月22日，冯·卡门及加州理工学院许多师生向移民归化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师生集体捐献15000美元为保释金。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亲赴华盛顿去说服司法部长，要求释放钱学森。在各方的压力下，移民归化局不得不释放钱学森。钱学森交保获释后，这一事件引起了轰动，美国各报都以重要篇幅刊载了“钱学森事件”的案情发展。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美国移民归化局要求钱学森每月到移民归化局报到一次，并且不准离开他所在的洛杉矶县界。从此开如了长达5年之久的变相软禁生活。
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严密的检查。他的朋友或同事们，有的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在以后的整整5年内，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使自己经常处在和朋友们隔绝的境地。
9月24日，合众社报道，联邦当局在9月3日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什么钱学森同共产主义有关的证据。可是钱学森仍不能回国，经常要听候传讯。他的行动被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一步也许出洛杉矶的县界。
9月24日至11月2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发了我国科教界抗议美国政府非法扣押钱学森的数十则报道。
当一九五五年，钱学森历经周折与磨难，终于被美国当局批准归国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向自己永远敬爱的老师冯·卡门辞行。他将自己用五年时间写成的英文《工程控制论》和一本讲义送给老师，作为最后的答卷和纪念。冯·卡门默然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充满无限依恋与惋惜地望着他的高足，“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七十四岁的老人由衷地说。这句话让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二十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钱学森千辛万苦地从海外归国后，他欣喜地发现社会主义新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了。钱学森便把满腔热情和满腔学识全部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中国航天事业最主要开创者和领导者的地位。第一枚火箭、第一枚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数不清的第一背后，钱学森付出了多少艰辛劳苦，有谁说得呢。即使是在文革那动荡的年代，钱学森也如中流砥柱一般支撑着新中国的航空大厦。
钱学森爱中国，更爱社会主义中国。他很早就向往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从美国回归途中，一位美联社记者跑来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回答道：“我还不够格做一个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
钱学森以他对国家的忠诚，品质的高洁，终于实现了入党的愿望。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他十分珍惜这一称号，在历次政治动荡和社会曲折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一边，维护着党的尊严和利益。他以自己在美国遭软禁五年的亲身经历指导批评着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美国至上的人，毫不留情。钱学森愤怒地说：“我对美国所谓‘民主’、‘自由’早就领教过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律制度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对广大劳动群众根本谈不上‘民主与自由’”。
钱学森是科学家，但他同时是共产党员。这不但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把唯物辩证作为自己进行科研的哲学武器，是运用科学世界观解决科学问题的典范。
钱学森因为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卓越贡献。而常常被人称赞秋“火箭之王”、“航天之父”等等。钱老对此不以为然，虽然他的功勋是足以彪炳史册、光耀丹青。他总是说：“搞科技工作的都清楚，没有单独一个人可以干出开天辟地的成就的事儿，都在大家互相启发，才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进步。”“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就是全国人民支持、千万人辛勤劳动、党和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适峰其会，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一九九一年钱学森得知，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十分兴奋，也十分激动。只要人民满意、党满意，钱学森觉得是最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授奖仪式上他说：“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钱老对他个人得奖章、当英模看得轻如鸿毛，而能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奉献自己的知识才能才得重如泰山的事。钱老曾经动情地说：“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的最训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