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院走出的出版界元老张元济

简介：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应盛宣怀邀，进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工作约3年，期间因公学总理何嗣焜病故于任上，遂应聘为公学代总理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约半年。后因与公学洋监院福开森意见不合而辞去总理职专管译书院工作。1959年病逝。张元济先生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和《涉园序跋集录》等。

出生藏书世家 终生不解“书缘”

　　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其六世祖张宗松等即以涉园藏书闻名，后递传至道光年间，因战乱敌佚。张元济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世遗业之志”。经多年寻访，共搜集到原涉园藏书和刻书104种。1941年与叶景葵等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分别捐赠和寄藏这部分藏书以及他搜集到的嘉兴先哲遗书、海盐先哲遗书共935种。

　　1897年他在北京办通艺学堂，设书报借阅处，取名图书馆，留下现存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书面记录，其图书馆章程也为目前国内有关免费公开阅览和外界图书的最早记录。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时，为了保存、流传祖国的文化遗产和编泽工作的需要，不遗余力多方访求图书。1906年起陆续收入大批古籍，建立了藏书室，1908年命名为涵芬楼，1926年又扩充收藏建成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仍作为其善本书库单独存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该馆遭日军轰炸，除另藏于他处的精500多种得以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毁。

　　张元济一贯热心搜集、保存、流传祖国的文化遗产。早在清末缪荃孙任江南图书馆馆长时(1907～1908)，他就曾向缪荃孙建议公立图书馆宜收集蕾本，以杜外流。1913年，当他得知北京发现的8册《永乐大典》有3册为外人购去时，急电北京友人，竭力设法截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协助郑振铎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抢救古籍1949年以后，张元济的夙愿得以实现。1951年经他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将涵芬楼烬余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其余善本全部由文化部收购，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1953年合众图书馆也捐献给政府。至此，张元济多年搜集、保存的珍贵文献全部归公，得到妥善地保管和利用。张元济精于目录、版本和校勘之学，他主编影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经过精心选择，详细校勘，所写题跋细密详实(见丛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已出版《校史随笔》(1938)、《涉园序跋集录(1957)。所编书目出版的有《宝礼堂宋本书录》(1939)、《涵芬楼烬余书录》(1951)。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张元济著作尚有《张元济诗文》(1986)、《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1981)、《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等。1985年，浙江海盐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张元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将县图书馆扩建，命名为“张元济图书馆”。

“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之争

　　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话说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学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

　　l9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呼吁废科举办学校，出现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潮流。至1905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才正式开始有教科书之名。在这以前一些塾师在教课之余也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向社会发行。但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组织，及有实力的出版单位的支持，大多质量粗糙不成体系。自1901年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由张元济、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庄俞等名家及专门人才参加的编写班子，开创了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

　　1906年清廷学部制订学制，张元济奉军机大臣瞿鸿禨(曾任浙江学政，为张元济之“受知师”)之命，赴京帮助起草章程。这使他对新学制有深入的了解，遂能将教科书按照学制的要求，分成初小、高小、中学三类，编著各级各科的教科书，还附有教授法书相配套。

　　张元济工作作风审慎周密。在一课题初定之后，往往同时有数人编写，然后择优反复修改才定稿。短短一篇文字，往往化几天时间。从1902年起编，经数年努力，至1904年《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才问世。1906年完成2—10册，第二年又出版《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全套8册，商务教科书风行全国，经营数十年。可以说50多年前就读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过商务的课本的，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所编教材在帝制时代仍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当时清朝的办学宗旨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四书五经仍被规定为必修课。而张元济的意见是，先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非幼童所能解悟，读经不宜于启蒙教育。他以“勿滥读经书”为由，巧妙地避开清王朝对课程的种种限制，致使教科书没有忠君的内容，而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却得到一定的展示，因而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为大多数学校采用。

　　然而张元济作为清末进士，毕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而是主张“君民一体”，在宪政下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不相信革命会很快成功，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时，商务的印有黄龙旗封面的教科书已无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张元济措手不及。

　　而这时陆费逵正起而代之，他成立了中华书局，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全新“中华教科书”，独占了1912年春季开学的全部教科书市场。陆费逵原任商务出版部部长，主编《教育杂志》，他预计到革命即将成功，私下召集商务同人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及其三弟陆费叔辰，日夜赶编民国教材，又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秘密印刷。陆费逵之所以能这样做决非偶然，他早在1904年就与革命派刘静庵、廖仲恺交往，参加创办武昌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后又加入同盟会，接着由政治转入文化教育事业，这些都使得陆费逵能拿出从事革命活动的勇气和魄力投入新教材的出版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之1912年1月1日，于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日，打出“中华书局”的旗帜，出版封面印有五色新国旗，适合民国需要的《新编中华教科书》，一炮打响。半年后商务重振旗鼓，出版《共和国新编教科书》。接着中华书局又编出“新制”、“新编”教科书两种，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女子师范等各门类教科书，出现商务、中华互为犄角称雄出版界的局面。

　　以后商务和中华在辞书、杂志、丛书、古籍的出版上展开了全面的竞赛。

考文献爱旧邦 出版《四库全书》

　　张元济在商务曾为整理出版及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他说过“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他一方面感到欧风美雨的浸淫下，民族精神的丧失，又看到自咸丰、同治以来国内战争的破坏，古籍毁失甚多，再不抢救，祖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将遭涅没。张元济首先影印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四部丛刊》。我国古代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凡为国家收藏者为“四库”，“四部”、“四库”都为我国古籍之总汇。《四库全书》首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国家组织大量力量收集明代《永乐大典》以外之散篇遗籍而成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张元济为收集古籍，于1904年始设涵芬楼，作为商务的藏书馆，1924年又建大楼改名东方图书馆。刊印《四部丛刊》是1919年旅欧回国的叶恭绰动议的，先于1922年出版，后又出续编、三编。这期间正逢1932年日本侵华的“1．28”事变，设在上海宝山路的商务总厂及对面的东方图书馆被炸。张元济化了30年苦苦搜集的30多万册珍贵图书毁于一旦，给出版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他激愤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加紧工作。《四部丛刊》于1934年出齐，计11921卷、3112册。对于重出《四库全书》，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亦情有独钟，因其太高祖是这套全书的总校官，书成后在嘉兴角里街建房藏四库的副本，然于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陆费逵每读《四库总目》及记载先祖编校《四库全书》业迹的家谱，均“辄心向往之”，遂于1934年出版《四部备要》。中华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用聚珍宋版重新校对排印，《四部备要》在这方面又优于商务的影印本。此外还有商务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中华出版《影印宋版二十四史》及重印清代《古今图书集成》。

君子不党

　　有人根据张元济一生不曾参加任何政党和组织，认为“君子不党”是张元济一生遵守的处世原则。

　　早在戊戍百日维新之前，张元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被维新官员翰林院侍读学土徐致靖以“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相推荐，与康有为同日被光绪皇帝召见，参与变法。可是张元济认为“余与长素(康有为)政见不尽相合”。他认为“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没有一批维新的官吏及近代管理人才，“新政”无从谈起。特别是他看不惯康有为虚张声势的急进姿态，及百日维新中天天下新诏令这种漫无步骤又操之过急的做法，他在给光绪上的奏折中说：“虽曰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凡行事有一定秩序，非预为布置。握要以图。”此外张元济不能容忍维新人士道德上的缺陷。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论维新人士的个人品质，他认为谭嗣同、杨深秀“卓厉敢死”，无可挑剔；而林旭轻薄“佻达”，杨锐“颇圆滑知利害”。在维新人士炙手可热时，巴结他们，向他们馈赠以求高升的不少，而杨锐特别热衷于此，“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张元济自然离他们而远去。虽然张在某些方面与章的看法不同，如林旭，张在与之接触中，感到他“绝无浮嚣气”。而对康有为的为人处事颇为反感，他在听了康有为在成立保国会时的演讲后，就对汪大燮说：“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这个看法自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可是他说起康有为在刻书时，“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学，而康字必大余字数倍”，以自夸炫耀，却是有根据的。因此在维新变法中，张元济不去依附康有为，不入康党，是公认的事实。在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是这样概括评价康有为的：“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其实“君子不党”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了保持社会的整体和谐。不能容许为谋私利而内争，而应讲求仁义礼让，处事公道，我们通过对张元济道德人格的剖析，可以了解中国一代开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及人格特征，也可以对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浙北嘉兴一带的文化氛围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张元济对道德人格尤为看重，必然将道德高低作为衡量康有为及其他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

　　变法失败，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他决心不入仕途，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出版扶助教育为己任。先后有清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邀他到邮传部任职，军机大臣瞿鸿禨保荐他出任学部左参议，民国初年袁世凯授意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均被他谢绝了。在他建国后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所述，“一九0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提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他为坚过道德人格，不愿介入肮脏的官僚政治。“君子不党”这种对政治斗争的超脱态度，自然反映一名清末进土的内心高傲，然而他主张的“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又包含了他把国家、民族作为整体认识的合理内涵。

与胡适为邻

胡适寓所的马路斜对面（40号）。住着商务印书馆经理、出版学家张元济，当时胡、张“时相过从”。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就初露头角，引起了比他大20多岁的张元济的注意。1921年，张元济欲聘胡适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 虽然因胡适不愿离开北大而未果，但他仍推荐昔日老师王云五以替代。这回。胡适与张元济成了近邻，就常拜访张元济。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回忆，那时，张元济的家乡海盐出产名贵水果榫李，初夏果熟，亲戚寄来后，张元济赠几枚与胡适，教以如何吃法，“食法揭去少许，启小孔，吮其汁，可一吸而尽”。张家后院辟有荷花池，结了莲子，张元济就会叫园丁折下数支送至胡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