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说到蒋梦麟，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即使有所耳闻，也大多是因为他曾作为北大的执行校长，替蔡元培打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校务工作，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功绩也不曾为大众所了解。一来，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不仅当过北大校长，还曾作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在此之前，他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继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49年后，又去了台湾，为台湾的土改奔波。二来，他所主持的老北大在建国后精神已大变，更为当局所不容，他本人也难免被遮蔽了

　　作为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的得力助手和继任校长，他在北大校长位上，前后共认职十七年之久，几乎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而且，他所任职的年头，正是北大奠定基础和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不夸张地说，如无蒋梦麟，北大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因为，五四以后，蔡元培已逐渐将北大的日常事务主交给蒋梦麟来处理，这以后，无论是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施，还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以及学科的建设，都是由蒋梦麟主持的，这一点，即使蔡元培也是认可的。

　　从交大走出的学生，无论后来从事什么职业，却并没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学子，就像蒋梦麟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毕业的一样。如在他写于抗战时期的炮火中的回忆录《西潮》里，就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读书，是因那时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无法抗拒，而为了拯救祖国，只能顺应这个大势，这就是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的他“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而毅然离开杭州的原因，1904年夏，他乘着一艘小火轮到上海，参加了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的这个选择显然是对的，因为南洋并未让他失望。“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这也说明了交大当时的开通和新锐。

　　当蒋梦麟到美国留学时，就是用南洋的学分申请入学的。但交大不仅仅是西洋学科的课程让蒋梦麟满意，还有另一类，即“中国旧学”的课程，也让蒋梦麟深思，他温习四书，研究宋明理学，从中找到了小自立身处世，大到救国救家的思想准绳。这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课程设计，也是起自1896年盛宣怀先生创立交大时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的具体实施，1907年秋唐文治掌校后又予以弘扬，更被后来的校长所继承，成为交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但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和对苏联高教体制的学习，交大不仅取消了“中学”这一块，就连原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系和管理等专业都取消，变成一所纯粹的工学院。而所培养人才范围也日渐逼窄，也就更无法与昔日相比了。

　　蒋梦麟在交大如鱼得水，他有一次还获得了中西两类课程考试的荣誉奖，并受到了校长的召见。他对这个奖励十分在意，以至于在几十年后还特地在文中记上一笔。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过去学生生活的留恋。

　　当然，更为真切的是他对昔日交大同学的关照上。蒋梦麟写给时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的赵乃抟的一封信中，蒋梦麟为南洋同学徐佩琨的《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其求序。这个序本来是徐佩琨希望他写的，自然也是想借一下他这个当北京大学校长的老同学的光，但遗憾的是他因在这方面是外行而自觉无从下笔，可他又不肯拂老同学面子，只好亲自出面写了这封信。

　　不过，南洋公学时期的蒋梦麟还未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更未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北大的校长，并顺便帮了老同学的忙，但1907年暑假的东京一游，却让他朦胧地产生了这个愿望。其时上野公园正举办展览会，这让他对日本的工业成就羡慕不已，居然一连参观了好几十趟。而且，在一个战争纪念馆里，他还看见了中日战争中被日本俘获的战利品，如军旗，军服，还有武器等，这让他羞愧万分。以至于到了夜晚，在日本人提灯游行的欢呼声中独自站在公园里的假山顶上泫然涕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大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羡慕，而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愚弱和落后，蒋梦麟这样的青年，由于身历这一变局，感受自然深切。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

　　然而1908年夏他考取浙江官费留美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念的却是农科，因为他意欲为改进中国的农业做出努力，以使大部分中国人获得幸福。但在农学院读了半年后，在朋友的劝说下和思考下，转到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朋友和他一样认识到，在中国，如果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业问题终究还是无法解决。1912年，他从加大教育系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成为提倡实验主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入室弟子。1917年3月，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后，不久就回到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开始鼓吹教育救国。其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这一理念，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直到他1919年7月起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直至后来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再也没有变过。

　　而他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与他在加州读书时曾担任过孙中山所创办的《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又在上海充当孙中山的秘书有关。而且，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是，他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是相一致的。

　　对科学的重视，在蒋梦麟来说，一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迫切需求的关怀，二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培养健全个人的不可或缺的养料。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里谈了胡适对现今青年不能踏实读书的批评后，又说，“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方现在饥民这样的多，因为交通等等关系，赈济就这样的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从这一角度出发，蒋梦麟在处理有关教育方面的具体事务时，也常常把科学置于很重要的地位，如在1927年夏他在筹办浙江大学时，与胡适通信谈自己的想法时就说，“我的意思，现在先办自然科学之关于实用者，如农医等，社会科学之经济等项，以备省政府建设各种事业之需，其余如国学，文学等暂行缓办”。科学的实际作用，以及对近代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是蒋梦麟一生所关注的重心所在，在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后，他著文怀念这位开一代风气的伟人，认为蔡元培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在秉持“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科学求真之精神”，蒋梦麟说，“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而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呢？

　　1943年12月，在写完《西潮》后，他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以下其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北大校长，困窘至此，让人在同情之余，也不禁为其品格感怀。

　　蒋梦麟曾明确地作了表述，办大学有三难，三要。三难主要是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三要则为他多年来办学的经验的总结。第一要是，图书仪器需求丰富。这也是办一个大学最基本的条件。而“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梦麟提出的这三要今天已成常识，但愈是常识，愈难做到，也更易沦为老生常谈。这里谈一个蒋梦麟的很少被人谈到的观点，那就是他主张大学校园和建筑的建设，如条件允许，宁可舍简陋而取壮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有大楼之谓也。他的理由说简单也不简单，他认为如果学生在校时能在良好的环境里养成良好的习惯，离校后即会以此改良自己的起居。这也倒不失为改良社会的良法。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大学大多为高楼宏宇的原因。

　　在谈到大学的发展时，蒋梦麟特别指出，“学术机关之长成，为有机的生长。人材经济有限，匽苗助长，适足以害之。同人等之方针，以专精为主。故但求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从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著专精一科……若不度经济人才之能力，而贸然扩张，其腐败可立而待”

　　傅斯年曾称赞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后者高明。这绝非恭维之辞，在那样一个战乱和政治纷争不断的年代里，不会办事是不行的，可是就是会办事，也还是如履薄冰，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得以艰难维持校政。除了各种学潮外，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他想把北大建成一个有着“壮丽之校舍”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他想为北大建一个图书馆的愿望也一再成为泡影，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他曾言，学校的唯一生命就在学术事业，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总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有所著述。他虽是一个勇于任事也是一个办事很高明的人，但在这一点他始终不能释怀。在1932年12月他为自己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谈到了自己的这种不为人知的苦恼，“故自民十一年以来而至今日，或膺簿牍之烦，或受扰攘之苦，而与学问生活渐离渐远，为时已十年了”。1943年1月，他去信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有意思的是，在这年年底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同时，也再次念叨起了自己家族的长寿传统和自己的理想。

　　而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桑榆已晚，能不奋乎？

　　蒋梦麟曾在怀念蔡元培的《蔡先生不朽》一文中，说到蔡元培时讲，“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神。”而蒋梦麟先生的不朽的办学精神也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

飞越无限的许国璋

　　1915年11月25日，大诗人徐志摩出生18年后，在他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又一位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大学者———许国璋出生了。这是一个勤奋的学子，一个带着诗人气质的青年。他少小离家，先后辗转求学于嘉兴、苏州、上海等地，1930年考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附中。到1934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为全级之冠。

　　按照当时东吴的惯例，三所附中毕业的前3名可入本校大学部的文、理、法三学院，均减免学费，第一名则全免。但许国璋放弃了这种优待，执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主修管理学，后于1936年9月转入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与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查良铮、李博高等人同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三个多月，北大、清华、南开相继南迁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理、工、法等学院设在长沙城内，文学院则搬至南岳山中，租借圣经学院为校舍。在南岳，聚集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如吴宓、叶公超、柳无忌、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钱锺书、钱穆以及英国诗人及文论家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1938年初，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昆明，文、法两院暂设在昆明西南的蒙自。4月5日开学，校名遂更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许国璋在名师的指导下含英咀华，学业精进。晚年的许国璋在他的自传体文章《回忆学生时代》中写道：“从此时起到1939年夏，历南岳、蒙自、昆明三地，过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三年级听燕卜荪课，四年级问学于钱锺书先生，执弟子礼至今。”

　　许国璋英语地道，独具风格。他喜读18世纪英文散文，尤其是艾迪生（Addison）和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文章，前者纯正、典雅；后者庄重、铿锵。许国璋颇得个中三昧，人们听他的演讲纯属一种艺术享受，而由他译的司马迁《项羽本纪》选段竟得到当时教四年级的汉英翻译课、眼界高、要求严的叶公超教授的激赏，认为颇有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风。

　　1939年7月许国璋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他先后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外文系任教。1947年12月，许国璋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钟情于雪莱、又赢得“雪莱”外号的许国璋，在大诗人雪莱的故乡，圆了他充满诗意的梦，在“康桥”追寻老乡徐志摩当年的浪漫踪迹……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既是一位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而世人熟知许国璋，大多是通过他主编的四册大学《英语》教科书。许国璋的名字与“英语”成了同义语，已经家喻户晓了。

　　许老主编的《英语》（即风行至今的《许国璋英语》）出版于1963年，历经30余年而不衰，为国内外所罕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桂诗春教授曾和许老开玩笑说，“许国璋英语”已经成为像英国英语、澳州英语那样的英语变体了，你看街上不是贴满了“许国璋英语班”的广告吗？桂先生认为该教材之所以能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抓往了两个特点，一是结合我国实际，二是适合成年人自学。

　　一部《许国璋英语》，受惠者不计其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先生曾经撰文说：“中国自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了一个出国热潮。或求学，或工作，或移民，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均有出国。我在美国，发现不少人从中国带出去的书籍中都有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我偶尔好奇问之，为何不远万里携带此套教材？答曰：看来看去还是许国璋的实用。”特异的文风

　　北京的几位外语界名教授在学术上各有造诣，深孚众望，但就个人的性格及文章风格，又各有异趣。有的是忠厚长者，慈祥随和；有的才华横溢，然出言下笔谨慎；有的外柔内刚，文笔犀利；有的则是刻意求新，谈吐行文均气热磅礴。许国璋应属最后一类，他学养颇深，涉猎甚广，学贯中西。除英语教育、英美语言文学外，他为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在翻译、文化史及鲁迅研究等领域也多有建树。

　　许国璋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他那篇发表在《西方语文》第2卷第2期（1958年5月）的文章《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被全文译载于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60年代，许国璋的研究触角从英国文学完全转入现代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调到北外外语研究所担任所长以后，许老更深入、更系统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部分的学术水平很高，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论著《许国璋论语言》写于许老63至75岁的晚年。许老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介绍Austin，纵论Saussure，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书中那语言学家的慧眼、哲学家的深邃、数学家的精确、文学家的笔韵以及伟大人格的力量，令后人难望其项背。

　　“南王北许”是当年外语教学界中的流行说法，其中蕴藏着人们对智如泉涌的王宗炎、许国璋二老的爱戴与敬仰，足见他们在中国语言学界确然不拔的地位。

电脑界的孤胆英雄——王安的故事

比尔·盖茨曾十分认真地指出，如果在80年代那位“眼光远大的工程师”没有贻误战机的话，今天可能就没有什么微软公司了。“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而我少年时代在个人计算机方面的迷恋只会成为我个人的某种遥远的回忆。”比尔·盖茨讲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

这是电脑历史上一位经历坎坷的伟人，他的故事还必须从本世纪40年代说起。

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 制造过第一台机电式“马克1号”计算机的霍德华·艾肯教授领衔担任着计算机实验室的主任。哈佛的学者此时正与宾夕法尼亚和普林斯顿大学较着劲儿， 不愿因电子计算机研究项目而仰人项背。6月初的那天，艾肯教授在实验室里思前想后，召来了报到上班刚刚三天的新任研究员。推门进来的这位，黄皮肤黑眼珠，正是来自中国的博士生。

艾肯翻阅着他的履历：中国人年方28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45年留学哈佛大学，先后受业于两位知名教授，均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从硕士到博士仅用了16个月，是电机工程系闻名遐迩的高材生。

教授用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青年人：“交给你一项紧急的任务。请你尽快想出一种方案，一种不通过机械方式记录和读出存储信息的方法。”这位青年人听着艾肯话语， 居然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艾肯不太放心，又强调道：“存储器，你明白吗？不是现在用的水银延迟线，而是另外别的什么东西。”

中国博士又何尝不明白，艾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研制新的储存装置谈何容易！还在求学读书时，时刻关注着计算机发展的他就得知，当时那些第一代电脑，储存程序和数据的装置都是机电继电器和水银延迟线装置，人们绞尽脑汁也没能找到一种存储二进制数的最好办法。不过，教授下达的课题正中他的下怀，他正想用高难度的研究证明自己的学识，为海外华人争口气。于是，他肯定地答复说：“没问题，我保证在一个月内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三周，青年人把自己关在哈佛实验室，吃住都不跨出门槛，一门心思用来探索存储器的奥秘。当他再次跨进艾肯办公室时，不显山不露水，双手捧着一把黑乎乎的小玩意儿，走到教授面前。他说这些东西是用镍铁合金材料做成，名称叫做“磁芯”。艾肯伸出两个手指拾起一只小磁芯，小心翼翼放在放大镜下观察。透过镜片看，这些磁芯真像只油炸圈饼， 但这“圈饼”也未免太小，直径不到1毫米，只有芝麻粒大小，用极细的导线穿成一串。从不喜形于色的艾肯微笑了，因为他深知这项发明意味着什么：圈饼式的磁芯将引起计算机存储器的一场革命！

这位华人学者名叫王安。1949年10月，他提出了磁芯的专利申请，他后来在磁芯存储器领域的发明专利共有34项之多。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弗雷斯特博士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磁芯储存阵列，首次使用于“旋风”高速计算机里，从而使这种磁芯阵列从第一代、第二代直到第三代电脑，统治了电脑存储器近20年之久，直到集成电路存储器诞生。

成功的喜悦使王安感到分外激动，往事历历，像“过电影”般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王安，1920年2月7日出生于上海，自小就举家迁移到父亲工作的昆山县定居。幼小的王安6岁就进入他父亲任教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由于这所学校不设一、二年级，他上学第一天读的就是三年级。读书时，王安经常“逃学”，独自溜到昆山图书馆，沉浸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于牛顿、伽利略、达·芬奇的深邃学说中。13岁那年，王安考取了极负盛名的省立上海中学；16岁又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走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门。

1945年，他考取了公派赴美留学资格。临行时慌忙火急，忘记带上成绩单，居然就凭着上海交大的信誉幸运地进入到美国第一流的哈佛大学。王安当然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他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就是两个A+和两个A，很快就跻身于哈佛莘莘学子的楷模行列。

想到这里，王安博士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自信，他坚信自己具备了在美国这爿充满荆棘的国土上创业的实力，他想把自己的科技发明尽快转化成科技商品，他要在初露端倪的电脑产业中，为“龙的传人”占据一块“风水宝地”。

王安想要“下海” 的消息使他的许多朋友忧心忡忡。“下海”意味着他要放弃5千美元年薪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意味着他要面对当时对华裔歧视的美国商界，意味着巨大的创业风险……然而， 王安是个坐思立行的人。1951年6月，他向艾肯递交了辞呈，怀揣着仅有的600美元积蓄， 拖妻携子，坚定不移跳进“商海”，开始了为电脑产业独自“闯荡江湖”的冒险生涯。

王安在波士顿南区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门上挂出了手写的招牌——“WANG LAB”，王安实验室宣告开业，内部仅有一桌、一椅、一部电话，雇了一位推销员，只有一个产品——小磁芯。一个磁芯可卖4美元，平均一天只能卖出4个，都是王安自己用电烙铁加工而成。年底一盘存， 王安高兴得合不拢嘴，他的“公司”赚了约3千美元。除去房租交际费用等日常开支，还获得了对当时王安来说“甚为可观”的赢利，虽然这赢利还不到他在哈佛任职年薪的三分之一。

正当“王安实验室”这只小船解缆出航，摇摇晃晃驶向大海之际， 一股强劲的风为它撑起了风帆，王安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1952年，王安的存储磁芯引起了IBM公司的兴趣，公司的许多高级职员来信向他询问磁芯的详细情况，表示愿意购买磁芯的专利使用许可证。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使王安最初开价的250万，被压到50万成交。IBM不愧是商场老手，在最后付款的时候又生枝蔓，还要“斩”下10万才肯罢休。王安不愿意在谈判里耗去过多的精力，他一心想去开发新的产品，所以很快就同意了IBM的蛮横要求。几年后，有人告诉王安， 当时IBM一位经理曾得意地炫耀道，他们付给王安的专利费实际上只相当其价值的8％。也就是说，王安本来应该从IBM那里拿到的应该是500万！

不管怎么说吧，王安毕竟有了一笔充足的启动资金。1955年他把实验室更名为王安电脑有限公司，在波士顿郊外买田置地80亩，一座现代化的企业拔地而起。正如中国当代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一样，身为发明家的王安首先瞄准的就是高新技术。他毅然决定下马传统产品磁芯的生产，根据用户的需要开发一种名叫LOCI的对数计算器。LOCI是供科技人员使用的桌式计算装置，功能齐全，价格仅6500美元，这在当时相当便宜，所以一上市就大受欢迎。王安下令乘胜追击，又接着推出300系列可编程计算器，这两项产品被誉为王安公司在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玩起魔术来，有时真要使人瞠目结舌。1967年，王安公司股票首次上市，居然就被股民们普遍看好，40万股票几个小时即抢购一空。股价连连翻着跟头暴涨，几天下来，王安公司的资产总值奇迹般地升值为近8000万美元，令美国各大企业刮目。“财大气粗”的王安博士如鱼得水，把巨额资金倾注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不断推出许许多多的“第一”，使他的创新思想得到了最好的显示。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王安公司为机床研制出“王安电子数码控制器”，为报纸排版设计了“半自动齐行排字机”，以及无线电打字印刷机、记录带辨认机等等各种各样的新产品。然而，当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即将问世的消息传来， 王安高瞻远瞩地作出战略决策， 把公司今后产品开发的方向，直接指向通用电脑，他要使王安公司真正成为现代电脑产业的一颗明星。

60年代即将过去，王安博士坐在公司总部宽敞的办公室里瞑思苦想，一份调查报告激起了他更大的雄心壮志。原来，他派出考察多家公司的调研人员，在报告里向他揭示了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你看，所有现代工厂的工人，哪个人没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生产设备，唯独办公室的文秘人员，仅有的“固定资产”是不值几百元的打字机，其工作效率低下与任务繁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更何况美国今后第三产业还要急剧增长， 办公室“白领”人员的数量必将超过“蓝领”工人。这爿小小的办公室，不就是一座尚待开采的金山？不就是一个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吗？

看到这里，王安兴奋地站起身来，迅速召集来一群设计高手，向他们下达了开发电脑文字处理系统（简称WPS） 的命令。王安的设想，正如他的业余爱好网球技艺那样胜人一筹，他的“WPS”虽然与当今中国电脑上广泛使用的WPS系统不能同日而语，但其构思独具匠心，似乎在为后来者的成功，默默地指明了一条道路。

1975年，王安公司首次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等功能的文字处理系统。这种“WPS” 计算机能在屏幕上直接显示文字，能用键盘快速修改文稿，能像普通打字机和印刷机那样印制文件，这是一种多么奇妙而方便的办公工具啊！每个见到它的人，莫不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办公室里就要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那些以往称王安为电脑公司的新闻界一反常态，纷纷改口叫它为“文字处理公司”。从白宫总统办公室到各州州长办公室，从大小公司的办公室到各类学校的办公室，王安的文字处理机受到了秘书和专业人员普遍推崇，它也为公司带来滚滚财源。1977年，王安公司营业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

1978年，王安成为全世界文字处理系统最大的供应商。王安公司凭借WPS的业绩不断扩大战果， 1976年，王安把他的总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罗威尔市，建造了一个最现代化的计算机制造厂，并大量吸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人才精英，着手设计VS电脑系列产品，其中，VS300小型电脑，已接近大型电脑的功能，是市场上畅销的抢手货。他的公司除了在美国分布着网络状的制造厂和经销店外，还把触角伸向全球， 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制造、销售产品和售后服务的分支机构，成长为一家举世瞩目的跨国电脑产业集团。

1984年， 靠600美元起家的王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排行榜。据估计，王安家族的财产已达20亿美元，是全美80万华裔中的首富，而且与杜邦、福特、洛克菲勒等亿万富翁齐名，名列全美400位巨富的第8名。1986年，王安公司的员工人数超过3万，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此时，他的实力已经能够与电脑巨人IBM分庭抗礼。

作为公司总裁的王安博士，确实朝思暮想着向IBM发起挑战。1984年2月间，美国各大商业报纸上，曾连篇累牍地刊登过一则电脑商业广告：“请让我们试一试，我们就会在阁下的订单上把IBM一风吹走！ ” 这广告表明，“大胆妄为”的王安公司，开始公开向IBM“下战表”，该是报“一箭之仇”的时候了。

向IBM的霸权挑战必然要在个人电脑PC机的战场上展开角逐。想当初，当IBM的PC机羽翼尚不丰满的时候，王安凭着他的VS系列电脑，击败蓝色巨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向IBM的霸权挑战也有不同的战略，制造PC兼容机的厂家就是成功的战例。IBM为了从夺取个人电脑市场，曾公开PC机的设计，鼓励同业仿造。于是乎，全世界凡有制造能力的电子厂家几乎是一轰而上， 争着从IBM嘴边分一勺残羹。更有那么些大型的制造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名曰生产高品质的PC兼容机，干的却是挖墙角的“勾当”，终于使IBM自食其果， 养虎为患，再也无法控制住PC机这头“怪兽”。兼容机厂商里最成功的要数康柏公司。1986年它率先推出386电脑，抢尽了IBM的风头；1993年它带头挑起价格战；到了1994年， 各公司的销售业绩无可争辨地表明，康柏已替代IBM，坐上了PC机世界市场的“头把交椅”。

然而， 1985年当王安博士决定“兴兵讨伐” IBM的时候， 审时度势的结果，却作出“不与IBM的PC机兼容” 的战略决策。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王安的战略失误却是致命的。 他认为IBM虽然庞大，但思想保守，发展缓慢，独立发展一种高价位并且不与其兼容的机器，正是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的有效策略。然而，王安没有看到，进入80年代以后， 由于IBM和众多兼容机厂商众星捧月，PC机和软件兼容性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当电脑网络热潮席卷而来时，王安的机器却因不兼容被排斥于各种网络之外，真使他的公司欲哭无泪。这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有权威人士预测说，1990年以前，王安公司将有可能跃居美国第三大电脑公司，仅次于IBM和DEC。其实，这家公司早已是危机四伏，连年亏损，到1989年财政年度的亏损额业已高达4亿美元，公司股票也一落千丈。

就在公司处于最危难的时刻，王安博士却无法坚持着挺下去，他再也不能带领员工去力挽狂澜了。他亲眼目睹了公司一蹶不整的全过程，在痛苦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终于在1990年3月24日，因患癌症，逝世于马萨诸塞州立总医院。

还在王安病重住院期间，他的儿子王列以及整顿公司的业务高手米勒，曾先后接任王安公司总裁，但王列缺乏管理公司的才能而米勒又对电脑业务不甚了解，面对残局，他们终归无力回天。 1992年8月18日，一则重大新闻震惊了全世界的电脑界：王安电脑公司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值得告慰的王安博士的是，破产保护后王安公司新的继承人，又开始了卧薪尝胆的第二次创业， 他们重新聚集在图希、 塞拉蒂等电脑精英手下，扬长避短，集中全力开发象“办公再工程化”之类的软件产品。公司总部搬出了洛维尔豪华的大厦而迁入一座普通的楼房， 果断地裁减冗员2万余。经过短短一年的厉精图治，就使濒临破产的王安公司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几乎还清了绝大部分债务。1993年9月21日， 又一则重大新闻再次震惊了美国企业界：王安公司宣布脱离破产法的保护而东山再起。据悉，该公司1994年的营业额又可达到10亿美元，走上了再创宏业的新征途。

发明磁芯、首创文字处理系统、为计算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王安博士已经安息，人们并不会因成败而论英雄。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美国纪念“自由女神”100周年仪式上，王安被评选为全美最杰出的12位移民之一。1988年，美国发明家纪念馆也将王安列为继爱迪生等人之后的第69位伟大发明家。王安在自传里曾写到：“一个华人再怎么发展也永远离不开自己的根”，作为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他的名字将永远在电脑史册上熠熠生辉。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教育家。清光绪二十七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民国17年2月兼任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严格要求学生，强调学生需具有较全面的知识，提出了“三科（理科、工科、管理科）并重”的方针，随即建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五个系。同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6月因政务繁忙辞交通大学校长职。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病逝。著有《蔡元培全集》等。

爱国学者——叶恭绰

　　叶恭绰(1881年~1968年)广东番禺人，字誉虎，自号遐庵，清末举人。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擅长诗词书画国，精于考古鉴赏。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斗争，1921年任交通总长。为了提高和发展交通教育，上任不久就采纳了在交通部任职的钟秉峰校友的建议，将交通部部属的四所学校，即上海的南洋大学堂、唐山的唐山工业专科学校、北京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组为一所学校—-交通大学。经董事会推举叶恭绰担任校长。1921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年之纪念”邮票一套4枚。其中1枚邮票上所印三个头像分别为：民国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靳云鹏、交通总长、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

　　书法名家叶恭绰

　　中国书法经千百年递变，各家灿然大备，往者无论，近世叶恭绰、罗振玉、王国维、傅增湘、吴稚辉、于右任等诸家振兴创造后，益成翰墨鼎盛之更始。

　　叶恭绰吸收出土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与六朝写经之长，摆脱近三百年书法八股积习，书法奇正相生，行笔线条率意，细劲飞扬，自成风格，书卷气自溢行间，其《遐庵谈艺录论书法》中提及练字力感云：盖昔人席地而坐，即使倚几而书，写时肘、腕皆悬空，其力必将聚于指、笔、纸三者联系之处，然后成字，其有力系当然的。又云：以力之大小，则视动腕及执笔之法如何，运腕之周径愈大，则凝聚于笔端之力愈大，反之则将递而缩小。又执笔时，如手指能将时腕之力通过笔杆而至笔尖，则力必雄厚，否则力必递减，而皆以肘、腕、掌如何动法及手指必不动为前提。……以能动时者力为最大，运腕者次之，运掌者又次之，用指者不足论矣，说明铺毫行笔，须沉着有力，方圆结合，筋力丰足，心手相合，自成锋棱，方能有魏晋飘逸之风，六朝碑版之意也。 　　

　　追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

　　1912年6月，叶恭绰膺为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8月孙中山先生入京，见叶恭绰而喜，谓“吾之北也，喜得一新同志焉”，叶恭绰自此追随中山先生革命，中山先生建设全国交通、邮电事业之方略，多有倚重。

　　同年九月，孙中山先生受任筹划全国铁路事业，往张家口视察詹天佑设计、筑建之京张铁路，其时山西各界纷纷致电邀请孙中山先生赴晋视察，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

　　1913年，叶恭绰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商议筹办铁路总公司事，为发展文化教育，提请“减轻文教用品的铁路运费，成立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力主铁路收益用于交通，不让流入军费、政费”，遭权贵抨击，同年9月代理交通部部务，11月开办铁路巡警训练所。1914年创办京汉、京奉、京张、津沪、沪宁五路联运，创设交通博物馆、铁路材料陈列所，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创邮政储金规制，8月再兼国内公债局董事。

　　创立“支那内学院”

　　1918年，叶恭绰与蔡元培、章太炎、陈三立、及唯识宗欧阳竟无等创“支那内学院”于南京，叶恭绰设计并捐建藏书楼于其上。内学院以唯识为主，由欧阳竟无任院长。欧阳竟无专攻陆王心学，潜学密宗佛法，四方从游者众，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张嘉森等专程听讲《唯识抉择谈》、《大藏经》，陈独秀、高语罕等从之受业，为我国近现代著名佛教居士，佛学教育家之一。

　　叶恭绰与毛泽东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在北京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议，1952年5月10日兴建委员会在240种以上设计方案中选出8种，广征各界意见，叶恭绰、朱启钤、章士钊等曾函毛泽东，对纪念碑设计提出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批示云：“彭真同志，此件请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同年8月1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中共相继拆除西便门、东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广渠门、西直门、安定门、阜成门、朝阳门及其城楼后开工，1958年落成，同年5月1日揭幕，是叶恭绰与毛泽东交往之始。而后吴湖帆曾托叶恭绰致送毛泽东《佞宋词痕》一部，不久毛泽东曾以自撰《诗词手稿》回赠吴湖帆。

　　魂归仰止

　　叶恭绰曾在中山陵东侧小阜建有“仰止亭”，以志其对中山先生高山仰止与知遇之恩，叶恭绰病重时，曾请宋庆龄同意其死后埋骨亭畔，以示与中山先生生死相随之忱，惟时逢“文革”，叶恭绰入葬事在门人茅以升奔走下始得办成，1970年4月叶恭绰骨灰盒由茅以升护送至南京中山陵入龛，亲属无一人得能参加，更不准镌刻生平传略于碑背，而后仰止亭及叶恭绰墓地遭“红卫兵”砸坏毁损，无人闻问，1981年改革开放后，叶恭绰定居美国芝加哥的独生女叶崇范与中共中央联系，经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同意由叶崇范自行解决材料来源及修整费问题后，被当做坐凳的墓碑才重新立起，碑文重描后恢复原样，墓坪另以条石铺成圆形，四周以铁炼水泥柱围栏维护，早已荡然的梅花则由亲属自行补栽，仰止亭及叶氏墓坪乃有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