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 勇于探索的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1878年诞生于今上海市川沙县。是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立志教育救国，积极从事教育改革，竭尽全力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对中国近现代学制的演变，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立志教育教国

　　黄炎培23岁（1901年）考进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受教于蔡元培，深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与黄炎培自幼长期接受的传统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他开始接触到新的教育思想，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师生二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因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并引发学潮，学校被解散。

　　在蔡元培的启发引导下，黄炎培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回到故乡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通过办学堂，唤醒民众，拯救中国，这种信念始终贯穿在他的教育实践中。黄炎培认为，要使国富民强，就必须使学生改变旧“文人”孱弱的形象，具有健康的体魄。因此，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训练。他在川沙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了体育课．这在20世纪初的学校教育中是罕见的，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和家长的非议。黄炎培不仅重言传，而且以身作则，坚持和学生们一起积极锻炼，从而打消了学生家长对体育课的顾虑。与此同时，黄炎培还组织一批学者走出校门，到各县的大集镇举办演讲会，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国家的前途所面临的危险，以唤起民众，挽救祖国危亡。听众人山人海，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与仇恨。1903年6月，黄炎培遭清政府逮捕入狱，被判处极刑，后获救流亡日本。这场劫难使黄炎培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国富民强的障碍。回国后，他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反清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并在上海先后创办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一面致力于教育教学工作，一面以教育活动为掩护，从事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

　　探索教育改革之路

　　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教育的落后状况，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在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期间，他大力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实业学校。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黄炎培深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为了寻求批判封建教育的思想武器，黄炎培大量研读各种西方教育学说，结合我国教育实际进行反复思考。1913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黄炎培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

　　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后，黄炎培愤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又两次拒绝北洋政府让他做教育总长的任命。他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考察，黄炎培对旧教育的弊病，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并认识到教育与职业和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是造成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倡导抽象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小学教育的改革，是难以尽快奏效的，必须另辟蹊径，即提倡具体的职业教育，加强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开始在黄炎培的脑海中萌发。

　　1915年、1917年，黄炎培先后两次赴美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教育考察，在考察期间，黄炎培亲眼看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带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景象；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民风习俗相近，由于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实施职业教育，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由于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面貌，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成国富民强的国家。通过对外职业教育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增加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信心。他终于找到了教育改革的新路——职业教育。

黄炎培在延安

黄炎培故居

　　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

　　黄炎培先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并主张：“智育，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技能，强调一切教育须具有实用价值；德育，宣归于实践；体育，求便于运用。”由此，便萌发和孕育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于是，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主义的根本在职业教育。”

　　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从实用主义教育脱胎而来的。他的职业教育立足于中国的本土，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目地在于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求中国之国富民强。所以，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绝不是简单地模仿外国模式，而是本着中国国情，自尊自立，勇于吸收，择善而用，经过改造和消化，熔“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于一炉，具有中国特色。

　　黄炎培先生于1917年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他明确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经过推广和实践，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了。该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他首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作为推行职业教育的实验基地，他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研究、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他开办职业补习学校和职业指导所，帮助失学失业青年补习文化、训练技能和介绍工作；提高在职工人、店员及公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他在城市推行职业教育的同时，还开辟乡村改进实验区，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设立农民补习学校、民众夜校、家庭妇女认字班，发动农民开展教育、筑路、公共卫生、文娱活动、劝学识字等活动，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但事与愿违，在那样的社会里，职业教育是救不了中国的，原因是国难日益深重。于是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郑重宣告：“本社以后应参加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从而进一步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使命。按照“大职教主义”，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着手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在昆山、镇江、上海等地开办了农村改进实验区，并创办了评时论政的杂志《生活》周刊。

　　“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与上海市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文化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同时与职业教育社同仁又创办了《救国通讯》，以鼓吹抗日救国斗争。赋予职业教育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新意，不仅增强了人民的抗日信心，振奋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分子。“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他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大业，团结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从单纯的职业教育救国，走到“大职业教育主义”，而步入政治舞台，形成一政治力量世称“职教派”，他在国民参政会中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与其他三党三派领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配合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出力。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三党三派领导人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被推选为“同盟”第一任中央主席。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抗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团结民族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筹组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带领会员和其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家，反对内战，积极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他以党派领袖的身份，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的制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并努力在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职业教育事业，拓宽职业教育新领域，即开展伤残人服务教育工作，力图用职业教育来解决伤残者教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身居高位，仍对业余教育、函授教育付出巨大的心血，并深信，在新中国，职业教育将获得新的生命。

　　黄炎培密切注意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独到职业教育理论。他主张：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最终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是社会化、科学化；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是敬业乐群。

　　黄炎培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行的职业教育，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传统教育的新要求，无疑是进步的。周恩来说过：“黄炎培是进步分子。”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了黄炎培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对光明与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以及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与时俱进、勇于探索的一生。

　　1965年12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